司馬遷(20)_學達書庫

二〇

　　接著，司馬遷又對壺遂談了自己對《春秋》這部書的看法，他認為，《春秋》這部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則可以分辨人世間的綱常倫理，可以解釋疑難事理，明辨是非，可以判斷猶豫難決的事情，還可以表揚善良的事物，譴責邪惡的現象，尊敬德才兼備的賢良，鄙薄無恥的不肖之徒。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來恢復已經滅亡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的世系，修殘補缺，振興已經頹荒的事業，這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內容。可見，司馬遷對孔子的這一著述，是十分推崇的，《春秋》在他心中，成了無所不能的聖書。

　　司馬遷又將《春秋》與《易》、《禮》、《尚書》、《詩》、《樂》等一一比較，來向壺遂闡明《春秋》一書的特點。他說：「《易》是講天地、陰陽、四季、五行的關係，長於表示各種變化；《禮》是用來安排人世間的倫理綱常，長於指導人們的行動；《尚書》記錄的是上古帝王的史跡，長於指導政事；《詩》記述的是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之類的事情，長於體現各地風俗人情；《樂》是禮樂產生的基礎，長於陶冶人們的情操，使人心情舒暢和美。

　　與這些相比較起來，《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禮》就用來節制人的言行舉止，《樂》用來抒發平和的情感，引發人們對禮樂的愛好，《書》用來指導政事，《詩》用來表達思想，吐露心意，《易》用來解釋各種變化，而《春秋》呢，則是用來闡明仁義道德，指導人們按照仁義道德來做事。如果要治理亂世，使世道恢復安定的秩序，沒有比《春秋》更合適的了。《春秋》的文字共有幾萬，其精髓有幾千，萬事萬物的聚散離合，都可以在《春秋》之中找到依據。」

　　司馬遷顯然越說越激動，他站起身來，在壺遂面前來回走著，壺遂對他的學識見解和滔滔文采十分讚歎，正要開口說話，司馬遷忽然轉過身來，滿臉激憤的表情，接著說：「你知道嗎？《春秋》中記載的謀殺國君的事件有36起，滅亡的國家有52個，失去了政權，不得不四處逃亡的諸侯更是多得無法計數，這都是因為失掉了仁義這個根本啊！正如《易》上面所說：『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臣子殺了君王，兒子殺了父親，這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造成的惡果，這是長時間內仁義不存所導致的結局！所以，一國之主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既辨不清面前進饞言的小人，又不知道在背後叛逆作惡的賊子；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就不能妥當地處理事情，不能堅持正確的原則，遇到變化了的情況，也不知道怎樣變通處理。

　　作為一國之君、一家之主，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義，必然要蒙受首惡這一不好的名聲；作為臣民、兒子，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義，必然會因為弑君弑父而被判以極刑。他們犯了惡，卻不知曉，還以為自己做的是好事，是光明正大的事，這都是因為他們不通曉《春秋》的大義，沒有掌握做人的根本啊！直到惡事敗露，受到應有的懲罰，即使人家給他加上空造的罪名，他們也是不敢推卸的，誰讓他們不明大義呢？不明大義，以至於君不像君的樣子，臣不像臣的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也不像兒子，簡直亂了套。

　　君不像君，他的權威就會受到觸犯，臣子就會對他不尊敬；臣不像臣，就會遭到被誅殺的命運；父不像父，就沒有了人倫之道；子不像子，就會大逆不孝，遭到眾人恥笑。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失，把『天下最大的過失』這個罪名加到他們頭上，他們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有所推卸。所以說，《春秋》是禮義的本源。禮是在不好的事情發生之前就加以禁止防範，法則是不好的事情發生之後再去施以刑罰，加以懲處，這哪一樣更明智呢？但是法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禮的潛移默化的防範作用卻往往受到人們的忽視啊！」

　　壺遂連連點頭稱是，對司馬遷的這一番議論佩服之極，但同時他也有點疑惑：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上沒有賢明的君主賞識他，下沒有人重用他，他的才能得不到施展，他的觀點得不到認同，所以才將自己的觀點融於幾百年的具體歷史事件中，讓後代的人們去評判是非曲直，讓後代的人們明白事情真相。現在漢朝興盛，上有賢明的君主，下有固定的職守，太史公司馬遷幹嗎還想著述歷史呢？現在國家繁榮興盛，人民生活安定，各項事物都被安排得妥妥貼貼，難道還有論述的必要嗎？

　　司馬遷對他的疑惑做出了解釋：「不全是這樣的。我曾經聽我父親說：『伏羲氏時代民風非常純樸厚道，有《易》、《八卦》流傳下來；堯、舜的盛世，《尚書》中都有詳細記載，《禮》、《樂》也因堯舜的賢德而興盛起來；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受到歷代文人學士的讚頌；《春秋》宣揚善事，貶斥邪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繁榮、民心的純樸，並且對周王室大加讚揚，它並不僅僅是對世事的譏諷啊。』漢朝自建立以來，到當今聖明的天子掌管國事，得到了上天降下的祥瑞，設壇祭天地，到泰山舉行了封禪大典，又修改曆法，改變衣服、器具的顏色，將與土德相適應的黃色推到了至尊地位，這都是受命於上天的啊！天子的恩澤像流水一樣滋潤著無窮無盡的土地，連海外不同風俗的國家，都派來了懂漢語的使者叩境，請求上貢禮品，請求拜見天子，使者多得數都數不清。臣下百官竭力頌揚天子的英明賢德，還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心意。再者說來，賢能的士人沒有被重用，這是當權者的過失，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賢德但他的德行沒有被廣泛宣揚，這是官吏的失職啊！我擔任太史令，如果拋開了聖明天子的英明智慧而不去記載，埋沒了功臣、諸侯和賢大夫的功業而不去加以表述，背棄了我父親的遺願，這是莫大的罪過啊。我所說的論著歷史是記述歷史事實，整理、編訂世代相傳的歷史材料，並不是什麼創作，而您把它與《春秋》相比，是有些誤會吧。」

　　對壺遂的一席話，既是說給壺遂聽，也是說給他自己聽的，自此，他就開始了繼《春秋》的著述。這一年，是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馬遷42歲。

　　籌劃已久的事情，一旦付諸現實，該是以多大的激情投入啊！42歲了！人到中年，著書的熱情在司馬遷心中燃燒，他看上去顯得那麼精力充沛，那麼神采奕奕，哪像個42歲的人呢？歷史的使命鞭策著他，父親的遺命督促著他，宏偉的理想激勵著他，司馬遷日夜奮筆疾書，揮毫灑墨。滿腹經綸，恨不能立即化成行行文字篇篇文章。

　　可是著述工作常常被漢武帝的出遊打斷。漢武帝是不安于呆在皇宮裡的，他要出遊、他要巡狩、他要祭祀，幾乎每年都不間斷。作為太史令的司馬遷，也只得放下手中的筆去迎合漢武帝的愛好。

　　據《漢書》記載，從太初元年到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漢武帝的車輦幾乎沒有休息過，太初元年冬十月到泰山，秋八月到寧夏；二年三月到河東；三年春正月東巡海上，夏四月修封泰山，司馬遷只能在漢武帝出遊的間隙去繼續他的著述。每次都是來不及拍去身上的塵土，來不及放鬆一下疲憊的筋骨，他就走進書室開始構思他的著述。

　　著述工作就在斷斷續續中進行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雖然東奔西跑很辛苦，雖然屬他自己的時間並不多，著述畢竟在繼續著，直到有一天，大禍降臨，司馬遷陷入了痛苦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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