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傳(61)_曹堯德

六一

　　夏刑之外有軍法。中國古代，兵刑同源，有時不分，故有「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撲」①之說。如夏啟征伐有扈氏時，曾宣佈一條軍令：「用命賞于祖（祖廟），弗用命戮於社（神壇，奴隸主統治者進行祭禮、政治活動的場所），予則孥戮（一說殺其妻子，一說殺其子）。」把不聽從軍令視為嚴重的犯罪，不僅殺其本人，而且誅殺其妻子。

　　同時，制有懲治瀆職官吏的法規。《尚書·胤征》引夏之《政典》曰：「先天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這是對主管製作曆法的官的規定，如果所作曆法的節氣早于天時或晚于天時，都要殺無赦。至於對其他玩忽職守的官員的懲罰，也就可想而知了。

　　據說，禹時已規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入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成魚鱉之長。」②這是古書上提到的我國最早保護山林水產的法規條文。

　　①《國語·魯語》。
　　②《逸周書》。

　　隨著社會的發展，奴隸主貴族為了強化其統治，逐步建立了與其政體密切相關的幾個主要制度：

　　（1）分封制度。這是國王除自領都城附近地區（「王畿」）外，把所余土地、奴隸和該地統治權力分配給其親屬和功臣，即所謂「封邦建國」、「授民授疆土」。受封的諸侯尊國王為共主，諸侯是各地的行政長官，但有很大的獨立性。諸侯在其封國再將一部分土地和奴隸分賜給卿大夫作為采邑；士再從大夫處分得祿田。國王、諸侯、卿大夫、士之間互有一定的權力和義務。這就形成了一個從國王、諸侯、卿大夫到士的寶塔式的等級統治體系。這一制度始于夏代，到商朝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周朝則進一步完善。

　　（2）宗法制度。這是由氏族社會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的，是奴隸主貴族依血緣關係分配國家權力，以建立其世襲統治的一種制度。它與分封制相結合，確立了國王、諸侯、卿大夫之間的等級關係。早在商代，王位的繼承由「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並行，而後改為「父死子繼」制。至西周，這一制度更加完備。按照西周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稱天子，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稱為天下大宗。天子的其他嫡子和庶子被分封為諸侯，諸侯對天子講是小宗，在本封國則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長子繼承；諸侯的嫡子和庶子被分封為卿大夫，他們對諸侯來說是小宗，在本家則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長子繼承；從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貴族的嫡長子，總是不同等級的大宗（宗子）。大宗不僅享有對宗族成員的統治權，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權。以周天子來說，他是天下的大宗，即同姓貴族的最高家長，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諸侯、卿大夫在本封國、本家也是如此。這樣，從天子以至大夫、士的宗族組織與奴隸制的國家組織合而為一，宗法等級和政治上的等級完全一致，形成了西周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一個顯著特點。

　　在這種制度下，各級宗子不僅從政治上統治宗族成員，而且強制他們「尊祖敬宗」，否則便以「宗族之法」治罪。在這裡，「忠」與「孝」的意義實質上是一致的。

　　（3）等級制度和世卿世祿制度。等級制度的形成是上述兩種制度的必然結果：（甲）由於分封，形成了貴族對土地、奴隸的等級佔有；（乙）宗法制度被用作區分貴族等級的標準，依據這一制度，不同等級的土地、奴隸佔有者，同時又是不同等級的宗子，因而在政治上必然形成嚴格的等級制度。即所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①。

　　由於王位和各種爵職及特權均由宗子世襲，因而形成了各級奴隸主貴族世代壟斷國家政權，即所謂世卿世祿制度。

　　隨著奴隸制經濟、政治的發展，奴隸主貴族實行統治的法律也相應地在發展。

　　史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②「甲祖二十四年重作湯刑。」③湯刑，是以商湯為名的商代刑事法律的總稱。祖甲是商朝後期的國王。「重作湯刑」，就是根據商朝後期的新情況重新修定了湯刑。周公在告誡其諸弟如何統治商遺民時說：「陳時（是）臬事，罰蔽殷彝。」即斷獄量刑時，要用殷商的常法。荀況也曾說過「刑名從商」。這都說明，殷商的刑法在夏代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發展。商代的刑法較夏代為多，刑罰更加殘酷，而且「罪人以族」。④商代的刑法源于夏的五刑而有所損益。後世有史書記載：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⑤；「夏後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損益。」⑥所謂五刑，即墨（黥）、劓、剕（刖）、宮、大辟。此外，還有流、斷手、活埋、火燒、桎梏等刑。至商末，紂王無道，更有醢、脯、剖心、炮烙等酷刑。

　　①《左傳·昭公七年》。
　　②《左傳·昭公六年》。
　　③《竹書紀年》。
　　④《尚書·泰誓上》。
　　⑤《漢書·刑法志》。
　　⑥《晉書·刑法志》。

　　民事、婚姻家庭和繼承法律規範，也有了顯著發展。

　　西周滅商之後，鑒於商末濫施酷刑而導致滅亡的教訓，為了維持和鞏固他們對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強調「明德慎罰」。所謂「德」，即要求各級貴族加強自我約束，勿做不利於其統治的事。「慎罰」，即慎重地施用刑罰，以免冤濫。在這個口號下。他們採用了不同的措施：有選擇地援用商朝常法（「殷彝」），以其「義刑義殺」①對付殷商遺民；按照封國的不同情況施用輕重不同的法律，即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②；提出刑罰要隨形勢的變化而相應的「世輕世重」③：同時，讚賞和強調「禮」，把它發展成重要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禮的法律化，使奴隸制法律化趨於完備。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後又制修刑法。據《尚書·呂刑》載：周穆王曾命司寇呂侯制定《呂刑》三千條。《左傳·昭公六年》說：「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可見，西周曾修制刑法是無疑的。所謂「九刑」，可能是以九種刑罰代稱周代的刑法。九種刑罰，除前述的五刑之外，又增加了流、贖、鞭、撲等四種。

　　①《尚書·康誥》。
　　②《周禮·秋官·司寇》。
　　③《尚書·呂刑》。

　　德是主觀要求，禮是客觀的規範，刑是懲罰手段，三者並用，互為表裡，各起不同的作用，以維持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這是周初在總結殷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新主張，新措施，曾對西周的統治和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明德慎罰」只是西周前期之計，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烈，待到西周後期，它便被鎮壓和肆殺所代替。

　　隨著禮的法律化，西周婚姻家庭和繼承的法律規範已臻完備。在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特別是西周中、後期「私田」增多後，其他民事法律規範也有很大發展。

　　夏、商、周三代的司法制度，隨著國家和法律的發展，逐漸建立起一定的體系。夏時，除國王行使審判權外，還設有司法官「士」或「理」。商朝，國王握有生殺予奪和決定訴訟勝敗的大權，王之下設有司寇、正史等司法官員，宗教官員也參加審判。地方負責審判的，畿內有「多田」、「亞」等，畿外則由派出的行政、軍事長官兼理。西周的司法組織較之商代漸趨完備。周王握有最高審判權，設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國」①，「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後制刑」。②據說，夏朝已開始實行類似這樣的制度。總之，刑事案件的決斷和執行「刑殺」，都要報告國王，以王命是從；諸侯之間的爭訟，也由國王裁判。這是君主集權制的具體表現。周王之下，設有大小司寇、士師等專門司法官員，負責掌握法律和整個審判工作。地方的司法組織與行政合一，同時也設有鄉士、遂士等司法官，負責處理民、刑案件；重大案件呈報司寇。諸侯、大夫分別享有本國、本邑的審判權。

　　①《周禮·秋官·大司寇》。
　　②《禮記·王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