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傳(62)_曹堯德

六二

　　西周分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兩種，司法官處理前者稱為「決訟」，審判後者稱為「斷獄」。糾紛或犯罪發生後，當事人可以自訴、自告。刑事訴訟必須有「劑」（訴狀）；民事訴訟必須有其請求的實體權利的證據。但是，不允許兒子控告父親，下級控告上級，因為這違背宗法精神。

　　自訴時，要交納訴訟費，民事為「束矢」（一說十二矢為一束，一說五十矢甚至一百矢為一束），刑事為「鈞金」（三十斤銅），否則便認為「自服不直」，判處敗訴。

　　審理時，原、被告必須都到庭，所謂「兩造具備」①，才予審理。訴訟的當事人在審訊前還必須盟誓。但是，無論大小案件，大貴族都不親自出庭，而由其屬吏代理。審理時，要訊問當事人，審查、檢驗證據。審訊方法，採用所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②所謂辭聽，即觀其說話，不直則煩，心煩意亂；色聽，即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難為情的樣子），頭上冒汗，臉上發紅；氣聽，即觀其氣息，不直則喘，理不直則氣不壯；耳聽，即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理不直則聽覺遲鈍；目聽，即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眼睛昏花），理不直則眼睛無神，不敢正視。

　　審訊結束，作出判決，並向當事人宣讀（「讀鞫」）。宣讀後，當事人不服，可以要求再審（「乞鞫」）。然後，由負責的官員再行審判或送上級裁決。

　　①《尚書·呂刑》。
　　②《尚書·呂刑》。

　　春秋前期，各諸侯國大都沿用西周的法律。其後，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深刻變化，新興地主階級在爭奪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在法律方面提出了維護自己利益的改革要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要求公佈成文法。

　　原來，奴隸主貴族不僅對奴隸可以為所欲為，而且對平民以及非貴族出身的新興地主也隨意迫害。為了隨意用刑，他們根本不肯公佈法律。正因為如此，所以新興地主階級在法律問題上，首先要求公佈成文法，以便對奴隸主貴族的專橫加以限制。春秋後期，一些諸侯在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和支持下，經過鬥爭，公佈了成文法。

　　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即把刑法條文鑄在金屬鼎上，公佈了成文法。晉國人叔向立即寫信反對說：以前的國君都不預先公佈刑法條文，懼怕人民「有爭心」。即使如此，仍不可防範（禦禁），所以採用義、政、禮、信、賞、罰等手段，才使人民服從，聽從使喚，「而不生禍亂」。你今天公佈了成文法，人民知道了鼎上的刑法條文，就不怕君長了，是非曲直都按刑書，君長怎樣實行統治呢？因此，叔向將這一事件同「國將亡」聯繫起來，要求子產放棄包括「鑄刑書」在內的一切改革，子產則答道：「吾以救世也。」拒不接受他的意見。

　　公元前513年，晉國又「鑄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書鑄在鐵鼎上。孔子對此也大加反對，他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①孔子所說的「度」，就是奴隸制不可逾越的等級制度。在他看來，成文法的公佈，打破了奴隸制的等級制度，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因此他說：今天放棄了這一制度「而為刑鼎」，人民按照鼎上的法律條文辦事，還怎麼能像原來那樣尊重貴族呢？貴族失去了任意處罰人民的特權，不就等於失去了貴族專政的事業嗎！②

　　①《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②《左傳·昭公六年》。

　　歷史發展到了戰國時代，屈原重溫了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改革、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改革、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改革的內容及經驗教訓，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在這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年代裡，除了上述三個偉大的變法改革家，還有申不害在韓國的改革。

　　申不害（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原鄭國人。韓滅鄭後，韓昭侯（公元前362年——公元前333年）任其為相，進行改革。

　　申不害相韓十五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做到了「國治兵強，無侵害者」。他談法治，但更突出的是講「術」。當時韓國改革不徹底，新舊法律錯雜使用，所謂「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布；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舊貴族和一些官吏便利用這種空隙擅權謀私。為了加強君主的統治權，申不害要求君主排除左右私情，把用人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並強調君主要善於「術」。所謂「術」，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是君主「藏之於胸中」的駕馭群臣，使之能為自己盡忠效力的手段。簡言之，是駕馭群臣的權術。

　　申不害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和維護君主專制的封建政權。

　　在戰國時期的眾多諸侯中，趙武靈王堪稱是改革創新的佼佼者。為了富國強兵，趙武靈王決定改革軍制，穿胡服，置騎兵，即所謂「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的改革曾遭到宗室貴族的反對，他力爭說：「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古代聖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並強調說：「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堅決地進行改革，使趙國兵力很快強盛起來。

　　齊威王時任用鄒忌為相，進行改革。鄒忌勸說齊威王鼓勵臣下進諫，選拔人才，獎賢黜奸，厲行法制，集權中央，因而生產發展，府庫充裕，國勢強盛，成為與魏國相抗衡的封建制大國。齊威王、齊宣王為了探求強國之道，還在國都臨淄的稷門（西門）外設立一座大學堂「稷下學宮」，集中各國文人學士多人（據說七十六人），專門講學著書。其中一人叫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他是個較早地從理論上強調「法」的重要性，並把「法」作為判斷是非客觀標準的法家人物。他主張「事斷於法」，「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並認為只有「定賞分財必由法」，才不至於「亂」。慎到特別強調「勢」的重要性。所謂「勢」，即權勢、政權。他說：「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他的這一觀點，論證了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重要性。

　　為了擬定《憲令》，屈原翻閱的資料，研究的典籍，猶如漫天星斗，莽莽林海，難以歷數。毫不誇張地說，在此之前問世的各種書籍，他幾乎瀏覽無餘，涉獵遍及，重點部分，反復研究，或圈圈點點，或筆錄摘抄，以備查考。經過幾個月夜以繼日地苦讀，他仿佛穿行于林莽之中，昏暗幽晦，不見天日。偶爾陽光從密林的縫隙篩進陰霾潮濕的草地，似金銀在閃耀，像珠寶在生輝，是那麼明亮，那麼眩目，那麼令人賞心愜意。如今他仿佛走出了密林，豁然開朗，眼前天高地闊，陽光明媚，一條金燦燦的大路伸向遠方。他仿佛跋涉于深山狹穀之中，發微探幽，身邊奇峰峻拔，腳下怪石嶙峋，豺狼奔突，蛇蠍蜿蜒，只有頭上的一線天給人以光明和希望。如今他仿佛攀上了頂峰，居高臨下，山川、村鎮、田野，一覽無餘，心中透煙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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