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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對《詩經》比興手法的繼承和發展

  比喻是《詩經》中普遍使用的修辭手法,而且比喻的各種形式基本上都已出現,有明喻:如《邶風·柏舟》:「心之憂矣,如匪瀚衣」;有隱喻:《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反喻:《邶風·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有博喻:《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而且《詩經》中的少數隱喻,已經含有象徵的因素,如《魏風·碩鼠》,它取象於物體間的整體相似,以碩鼠貪鄙害人的習性比喻剝削者的貪婪本質,以碩鼠的臃腫的軀體比喻大腹便便的剝削者的醜惡形象,已經具備了象徵的味道,但因它仍是取喻于喻體的自然屬性和自然特徵,所以還不能算是完整的象徵手法。

  《詩經》中能算是完整象徵手法的詩歌,就有這就是《豳風·鴟梟》。這首詩用鴟梟毀室、大鳥築巢的故事暗示某一事件,大鳥、小鳥、鴟梟特有所指,只是不便於明白地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所以這首詩究竟指的是什麼,從古代以來就爭論不休,有人說是周公平定管、蔡叛亂而釋成王之嫌的,有說是比喻勞動者反抗統治者橫徵暴斂的,也有說是將士不辭辛勞抵禦外侮的。喻體與本體之間並不是取其自然屬性的相似性,所以它是象徵。

  從總的方面來說,《詩經》中的比喻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雖說已有了通篇的比喻,如《魏風·碩鼠》,有的也已完全具備了象徵的特色,如《豳風·鴟鴞》,但只是一種初級形態,處於萌芽狀態。到屈原,對《詩經》的比喻手法進行了突破性的發展,他擴大了比喻的範圍,運用了新的比喻材料。正如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序》所說:「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

  另一方面,屈原已將萌芽於《詩經》的象徵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屈原作品中的象徵不僅多而普遍,而且形成了一個彼此相關的系統。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用滋蘭樹蕙等種植花草象徵他為國家培養人才。

  上叩天閽,下求佚女,象徵他尋求實現美政理想的具體途徑。最後一段神遊的描寫,象徵詩人在楚國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遠逝他國,又用「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菌之落英」象徵不斷地培養自己的品德與才能。《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象徵做事徒勞無益。《惜頌》:「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象徵奸佞小人對正直賢德之人的陷害,在屈原的作品中象徵形象兩極分化,好與壞、美與醜、是與非、直與曲、純潔與污穢形成強烈對比:

  鸞鳥鳳皇,日以遠兮。
  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並禦,芳不得薄兮。

  ——《涉江》

  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

  ——《懷沙》

  以鸞鳥鳳凰象徵品德高尚的人,燕雀烏鵲象徵讒佞小人。從整體的意境上來說是象徵品德高尚的人被排擠出朝廷、奸佞小人卻日益進用。高尚、美好、正直的人或事物總是被摧殘、被扭曲,卑鄙、醜惡、邪曲的東西又總是佔據高位,在這種象徵體系中充滿了悲劇的意味。以美與醜、善與惡的對立為軸心,屈原作品中象徵形象往往對立:動物中有鸞鳥和雞鶩的對立;植物中有蘭芷和蕭艾的對立;人物中有忠與奸的對立。在這種對立中體現著屈原愛憎分明的情感和追求美好的高尚精神。

  《橘頌》是一篇完美的象徵作品,橘樹不僅有芳潔的外形,而且被賦予「深固難徙」、「秉德無私」等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情操,象徵了詩人峻潔的品行和非凡的抱負。

  象徵萌芽於《詩經》,到屈原的作品裡已發展得比較完備。由於象徵聯想和想像的特性極其明顯,它所包蘊的思想內容也就更為豐富。所以淮南王劉安《離騷傳》說:「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是指屈原作品的象徵特色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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