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26)_學達書庫

二六

　　其次是舉賢授能。屈原認識到人才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不僅時時備加砥礪自己，而且重視人才的培養，他從楚懷王到頃襄王任職三閭大夫的幾十年中，曾孜孜不倦地為楚國培育英才，因為三閭大夫的主要職能就是掌管貴族子弟的教育。《離騷》中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東兮，雜杜衡與芳芷。」是用象徵手法表現他任職三閭大夫時為楚國培養人才的情況，他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使一批賢能之士管理朝政，達到他使楚國富強的目的。

　　屈原選賢任能的基本原則是「不偏頗」，也即「不別親疏，不殊貴賤。」《離騷》說：「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基於這種主張，屈原對古代帝王任用賢能的例子十分推崇：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說操築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夏禹與商湯嚴格求賢，能夠與賢人皋陶、伊尹相諧調。傅說在傅岩築過土牆，商王武丁毫不猶豫地委以重任。姜太公曾在朝歌操過屠刀，碰上周文王就不再窮困潦倒。甯戚喂牛時曾引吭高歌，齊桓公聽了以後，將他用為輔佐。屈原甚至讚歎秦穆公的非凡眼力，用五張羊皮將身為逃奴的百里奚從楚國贖回，並封為大夫，屈原作品中反復提到的這些賢人：摯（伊尹）、咎繇（皋陶）、說（傅說）、呂望（呂公望）、甯戚、百里奚都出身微賤而有傑出的政治才能，而那些古帝聖王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等之所以備受屈原推崇，則是因為他們不拘資歷、不分貴賤而任用賢才：「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堯、舜是光明正大的君主，他們順著治理國家的正確道路前進，因而走上了康莊大道）。「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湯、禹知所戒懼、尊敬賢良，周朝的開國君主也都能講論治道而沒有差錯）。屈原主張舉賢授能，使社會地位低微的人也能參與國家政權，這在當時來說是開明的、有進步意義的。

　　再次是修明法度。屈原美政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修明法度，包括制定並推行新的憲令、刷新朝政、廢除奴隸制、建立封建制等。屈原的法制思想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早在春秋末期，齊、魯、鄭各國就已經開始了田制與賦制的改革，戰國時期，魏文侯、秦孝公、韓昭侯、齊威王等都進行了全面變法，在當時來說，變法是各諸侯國富國強兵、進而統一天下的關鍵步驟，誰能首先變革政治以適應新的經濟關係，誰就能在諸侯割據的鬥爭中佔據主動地位。

　　在屈原出生前二十八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軍事家吳起曾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全面變法，「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韓非子·和氏》）。並「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呂氏春秋·貴卒》）。雖然變法只進行了一年，但已收到了顯著的效果，諸侯都懼怕楚國之強。悼王死後，吳起之法全部廢除。「博聞強志」的屈原對楚國先賢的這些事實是肯定瞭解的，對於變法也由衷贊同，「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指的就是奉行先賢的法律制度以昭示下民；並闡明法度中疑惑難解的地方。

　　到屈原任左徒的時代，楚國雖還保持著大國的名聲，但與秦國相比已經差得很遠，而實際上楚國已經開始走著下坡路。隨著封建制的逐漸完善，楚國貴族當權者的保守和落後也愈益明顯，與時代發展的格格不入也更為突出。因此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屈原在任職左徒的幾年時間裡，曾在懷王的支持下修明法度、進行改革。他起草憲令，刷新朝政。正當改革步步深入的時候，上官大夫等人在懷王面前讒害屈原，昏憒的懷王聽信讒言，疏遠屈原並罷免了他左徒的職位。對於這段大刀闊斧改革朝政、修明法度的難忘時光，屈原直到沉江之前還耿耿於懷（見《惜往日》），說明詩人在自己的整個生命過程中都在考慮著改革、記掛著改革。

　　屈原修明法度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因「憲令」並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已經無法看到了。只能從他的詩中看到他堅持修明法度的強烈願望和堅定信心。

　　屈原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繩墨」、「規矩」、「方、」「常」等，它們是法度、法制的代名詞。這些概念在《管子》、《商君書》、《韓非子》等法家著作裡出現得最多，與屈原所用的意義也完全相同。從這些情況來看，屈原的修明法度與法家的法制思想是有某些相同之處的，不僅如此，屈原明法為賢、不殊貴賤、唯賢是用的選賢授能的原則與《韓非子·說疑》中所表現的選賢授能「不羞卑賤」、首推明法的思想大致吻合。

　　在相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兩個人對社會進步的看法有某些相似之處，這就是說在當時來說，改革是圖謀強大、社會進步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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