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24)_學達書庫

二四

　　§屈原的思想

　　（一）愛國主義思想

　　屈原的作品自始至終貫串著憂國愛民的思想感情，他是中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

　　列寧說：「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概念，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愛國主義的內涵也不完全相同。在先秦時期，愛國主義觀念主要表現為興國強兵愛民，眷戀祖國鄉土。

　　先秦時代的諸子們自孔子以來都懷有大一統的思想，他們都希望中國統一，所以許多人為實現這個目標都不拘於自己的國家，而紛紛到其他國家做官推行自己的主張。如孔子周遊列國、商鞅本衛人而仕于秦、孟子是鄒國人而在齊國任職、荀子本為趙人而遊學于齊、做官于楚。環淵、陳良、許行均為楚人，可環淵為齊稷下先生，陳良到北方中國求學，許行到滕國為民。但是楚國卻不完全相同。在窮鄉僻壤中頑強發展的楚國幾千年來養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為至重至上的心理。楚國這個古老的南方大國，發展到周成王時，其祖先熊繹才被封為子爵，並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國家，楚與周王並沒有血緣和親戚關係，是周王朝通過封賞的辦法拉攏過來使其成為自己統治的一個臣屬國。

　　到春秋時期，中原諸侯各國還把楚國看作「蠻夷之邦」，楚國的君主也自稱「蠻夷」，很少與中原各國來往，楚國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由此養成了他們異常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君臣上下普遍如此，雖說念祖之情、愛國之心、忠君之忱是任何一個民族都有的，但是楚國最為突出，它已達到翕然成風的程度。

　　楚國歷史上愛國忠君的令人讚歎的事蹟，逐漸成為楚人引以為榮的傳統，並且代代相傳，對後世產生了積極影響。楚軍的統帥，如有覆軍之敗，往往自盡以謝國人、君王，即使貴為王孫、位至令尹、司馬，也很少有人苟且偷生。如屈原的祖先屈瑕，率兵伐羅大敗，便自縊身亡。晉楚城濮之戰，楚國失敗，主將子玉自縊。鄢陵之戰，中軍統帥司馬子反因醉酒而導致軍敗，楚共王已表示寬恕之意，但子反還是自殺了。

　　楚康王時，令尹子囊為吳軍所敗，還軍途中伏劍自殺。

　　吳國軍隊攻陷郢都，申包胥到秦國求救，秦不答應，申包胥在秦廷哭泣七個晝夜，終於感動秦哀公出師救楚。如此例子舉不勝舉。

　　楚國的國君雖有賢愚之分，但稍有作為的君主，都以國家為重，較為平庸的君王也不敢做有辱國格的事。楚文王率軍與巴人交戰，大敗，率領殘軍退回楚國，大閽鬻拳不讓他進宮，他只得率軍攻打黃國，獲勝而還，病死途中，鬻拳安葬文王后即自殺身死。楚共王有鄢陵之敗，終生自愧，臨死前要求大臣們給他「靈」、「厲」的諡號。暴虐的靈王在郢都之外聽說宮廷政變，不知所歸。令尹子革勸他「逃往他國」，他拒絕了，在走向郢都的途中自縊。昏庸的楚懷王被秦國騙去軟禁，要求割地，他堅決不答應，最終死在秦國。

　　即便是楚國被秦滅掉之後，楚國人的民族感情仍然十分強烈。《史記·項羽本記》記載楚南公的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來果然如此。秦末農民起義軍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楚人陳涉、吳廣的起義軍。陳涉立國號張楚——張大楚國之意。滅秦過程中最為有力、最占頭功的是楚國人項羽。項羽叔父項梁起兵時，從民間找來楚懷王孫子心，仍立為懷王，就是利用這種方式喚起楚人對故國的無限熱愛之情。

　　最後攻入咸陽、奪得秦國政權的仍是楚國人——劉邦。

　　從中看出楚國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源遠流長的傳統和其巨大的影響。

　　博聞強志的屈原在這種文化條件下出生、成長，從古代典籍中熟知祖先忠君愛國的感人事蹟，從這些愛國精神的浸淫下逐漸形成了他強烈的愛國意識，這種思想從年青時代就已充分表現出來了，他早年的作品《橘頌》熱情歌頌橘樹的品格實際上是他紮根於故國泥土之中、志向如一、永不變節思想性格的真實寫照。這種思想一直貫串了他的一生。即便是遭到疏遠也不改變，而是更為堅定。在《離騷》中「其存君興國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詩人用形象化的藝術手法將愛國的思想意識表現得淋漓盡致，真摯的感情十分感人。面對楚國君昏臣佞的黑暗現實，詩人幻想出遊國外，但一旦升上天空要離開時，俯瞰楚地，僕馬俱悲，不肯前行——「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問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只得又回到自己祖國的土地上。在他被放逐到江南的蠻荒之地時，他絲毫沒有減弱對祖國的拳拳眷戀之情，在江南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苦苦地等待著頃襄王的醒悟：「睠顧楚國，不忘欲反。」在楚國郢都遭到侵淩時，他的悲傷痛悼之情更為深摯。《哀郢》：「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連我的靈魂都想著回去，何嘗一日而忘記；離開夏浦我思念西方，哀歎郢都離我越來越遠）。「曾不知廈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真料不到郢都的高樓大廈竟然變成廢墟，兩座東門前長滿荒草）。

　　詩人選擇長沙附近的汨羅作為殉國之地，也是他愛國思想的有力表現，郢都已被秦軍佔領，歸死郢都已經不可能，那麼死在楚先祖熊繹的始封之地長沙附近的汨羅，也就有了「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的意義，這是屈原誓死不離開楚國的具體表現。

　　屈原的愛國思想與忠君觀念常常聯繫在一起，很難加以區分。屈原明知忠言直諫不會有好處，但他熱愛祖國，即便是遭受多少痛苦也要說出來。「餘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為了國君的緣故，「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在一姓為君的家天下的政治體制中，愛國與忠君有其一致性。屈原的忠君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大前提，與那些一味地不分是非的愚忠是迥然有別的。從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屈原對昏憒平庸的楚懷王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齏怒」，指責懷王好壞不分，是非不明；「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批評懷王朝三暮四、反復無常；「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怨恨懷王昏憒糊塗，不體察自己的忠心。當懷王執迷不悟、不思悔改時，他又宣稱「君可思而不可恃」。

　　對於屈原這種大膽批評的精神，魯迅先生概括說「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

　　屈原的愛國思想之所以可貴，還在於他將愛國思想與同情、熱愛人民的思想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我真想離開楚國而遠走他鄉，但一看到百姓的苦難，我又強自鎮定下來。「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衍。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皇天啊，你為什麼不按正道行事，使無辜的百姓遭此災難？在早春二月便向東逃亡，老百姓們彼此流離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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