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2)_學達書庫

二

　　從公元前354年到公元前351年，商鞅率大軍三次伐魏，均大獲全勝，壓倒了魏國的囂張氣焰，使秦國聲威大震。前340年，商鞅伐魏，俘獲魏將公子卬，收復河西之地，從而一躍成為七國中的強國，扭轉了被動挨打、無力插手中原的局面。儘管秦孝公死後，商鞅慘遭車裂之禍，但「商鞅亡後，秦法未改」，推行二十一年之久的「商鞅之法」

　　婦孺皆知，已深入人心，不能動搖了。秦國刑政修明，百姓善戰，居高臨下俯視中原的地理形勢，已有足夠的勢力與原來的強國齊、楚抗衡，並與之爭奪天下了。

　　社會的大變革自然也導致了意識形態的巨大變化。

　　首先是民的地位的提高。在此之前，民的地位與六畜相同。周代以前的典籍中往往將民與六畜並舉。如《周官》有雲：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又「質人掌城市之貨賄人民牛馬珍異」，甚至「民」乾脆還比不上六畜，孝公時代的《曶鼎銘》載明曶曾以一匹馬、一束絲換回五個人。自春秋到戰國時期敬德保民的思想已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潮流。

　　儒家倡導仁愛，墨家提倡兼愛，道家主張齊物平等，甚至於法家也要用制定法律的形式為平民百姓爭得一席生存的地位。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與《左傳》中普遍宣揚的民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明顯地反映了人的地位的極大提高。這種思想對屈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並廣泛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民的地位的提高，相應的便是神的地位的下降，而作為神之子的地上的君主的地位也便發生了動搖，對君主的要求也嚴格了起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商湯弑其君，孟子義正辭嚴地說：「聞誅一夫紂耳，未聞弑君，」說明更多地是以德來衡量君主。儒家在遵守等級制度的前提下，也有為民請命的要求，甚至也有對國君的限制，對暴虐之主，孔子與孟子當然也是堅決反對的。

　　割據戰爭給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於是，要求罷戰，要求統一便成為人心所向，成為歷史發展之必然。雖然各家思想體系不同，如儒家主張以禮義文治德教感化而達到使各國歸服的目的，法家則主張強兵利刃以武力兼併，道家主張回歸自然，墨家主張兼愛，其目的都有要求統一的傾向。從戰國後期來看，仁義不及感化，兼愛不能救拔，武力兼併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戰國七雄的對壘中，楚國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是合縱，還是連橫，直接關係到楚國的危亡。「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戰國策》高誘注）。關東六國聯合叫合縱，秦國聯合六國中的某個或某幾個國家叫連橫。蘇秦主張合縱，張儀則堅持連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比較準確地概括了當時的形勢。

　　在戰國七雄中，地處西北部的秦國兵力最強，地處長江流域的楚國版圖最大，處在山東半島的齊國，因有海濱的魚鹽之利，故最富。秦、齊勢均力敵，秦、楚又勢不兩立，蘇秦遊說楚威王時說：「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張儀遊說楚懷王時說：「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

　　因此，除韓、趙、魏、燕四國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外，幾乎形成了秦、齊、楚鼎足三分之勢。在合縱連橫的鬥爭中，秦、齊、楚戰和關係十分複雜。在秦、齊的爭雄中，「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的楚國向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秦為了牽制齊國，必須與楚聯合，又必須結成穩固的聯盟，然後求得發展。

　　楚國能否改革朝政，能否堅持聯齊抗秦的外交策略，是關係到楚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屈原就是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登上歷史舞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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