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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崇德三年八月,禮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因為條奏「俘獲敵人(主要指明朝)之妻不可令其為娼妓」一疏觸怒了太宗,下令嚴加批駁,並追查此事的原委。經審訊,祝世昌供認,奏疏是他自己寫的,內中文理不通順之處,經啟心郎孫應時一一改正。甲喇章京姜新、馬光遠看過,兩人都贊成祝的意見,說「寫得好!」群臣審查清楚,認定祝「身在本朝,其心猶在明國,護庇漢人,與奸細無異」,應處死。孫應時代為改正,實系「同謀」,也應處死。姜、馬兩人見疏不勸止,反而說「好」,應革職,各罰銀一百兩。太宗看了處理報告,改為:祝世昌免死,發往黑龍江錫伯族居住的地方安置;姜、馬兩人因為有功,免罪;孫應時「依議正法」處死【《清太宗實錄》,卷43,2~3頁。】

  祝世昌上奏,陳述政見,本是為臣的本分,況且太宗一再鼓勵「面諍」,直言不諱,即使全說錯了,不過駁回而已,豈能殺頭?但祝世昌所提,不得將俘獲的漢人妻淪為娼妓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不用諱言,這類事肯定不少,但滿族統治集團包括太宗在內,不願讓人們檢舉出來,以維護滿族上層人物及其清政權的聲譽。同時,他也害怕此類事一旦公佈出去,最能激發漢人的感情,當然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所以,祝的奏疏是觸了太宗的「忌諱」而遭到重處,又株連多人。最可悲的是孫應時因為代為修改奏疏,竟被定成死罪,實在是冤枉。

  太宗妄殺嶽起鸞、孫應時,株連多人,說明一個封建統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聽取臣屬不同意見,總是好話說的多,實際做的則少。今天我們不能因為太宗做錯了某些事情就否認他有一些較好的思想和優秀的品德,也不能認為他說的那些好話,都是虛假的,一樣也做不到。事實上,他也做了一些令人稱讚的好事,在思想作風上,的確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東西。

  第六章 愛好和生活

  6.1,喜愛歷史

  一、博覽群史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國歷代帝王中很多人都有讀史的習慣,想借助歷史去尋找建立和鞏固統治的理論根據。宋朝的英宗皇帝命令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光論述歷代君臣事蹟,編纂成書,「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為統治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宋神宗就給這部巨著取名《資治通鑒》。從此學習歷史,成了後代統治者更加自覺的行動。

  清太宗是中國漫長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皇朝的開創者,他喜愛歷史,即使在非常緊張的處理軍政大事情況下,也堅持閱讀歷史。僅據《清實錄》等記載,他在作後金汗及大清皇帝的十七年中,涉及他學史、講史的至少有五十餘處。

  太宗喜愛歷史有深遠的淵源,也同當時現實分不開。中國古老而又悠久的歷史,特別是封建社會的歷史,內容豐富,經驗教訓極多,絢麗多彩,引人入勝。太宗雖然是滿族出身,但從他父親努爾哈赤以來,就非常熟悉中國傳統的文化,喜愛閱讀古典名著《三國志》、《水滸傳》等。加上大批漢族知識分子不斷湧進後金和清朝,他們帶去了先進的漢族文化,這些人飽讀中國史籍,奏疏言事,引經據典,對太宗學習中國歷史有很大促進。

  有的人就明確提出清太宗及諸王大臣們應認真學習中國歷史經驗。天聰六年(1632年)九月,書房秀才王文奎在一份奏疏中說:「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載在《四書》,顯明者詳諸史籍,宜於八固山讀書之筆帖式內,選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內選一二老成明察者,講解翻寫,日進《四書》兩段,《通鑒》一章。汗於聽政之暇,觀覽默會,日知月積,身體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王文奎條陳時宜奏》,見《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這種建議對太宗喜歡歷史,無疑會起積極作用。當然,最主要的是他自己「性嗜典籍」【《清太宗實錄》,卷1,3頁。】。他喜歡看《三國演義》是臣民共知的。有的人在奏疏中一再說「皇上深明三國志傳」【《胡貢明五進狂瞽奏》,見《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或「汗嘗喜閱三國志傳」【《王文奎條陳時宜奏》,見《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三國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所謂《三國志傳》,既是小說,也是歷史。這部書,不僅有三國時期的歷史,還有以前的歷史,對太宗影響最大的應在其歷史方面。他從這裡學習古代統治者的「治道」。

  在閱讀歷史典籍方面,太宗有廣泛的興趣,而且能作出自己的鑒定。天聰九年(1635年)五月二十日,他召集文館大臣們訓話說:「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辭,雖全覽無益也。今益于遼、宋、金、元四史內擇其勤於求治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逆而統緒廢墜,與夫用兵行師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奸佞,有關治要者,匯纂翻譯成書,用備觀覽。至漢人正史之外,野史所載,如交戰幾合、逞施法術之語皆系妄誕,此等書籍傳之國中,恐無知之人信以為真,當停其翻譯。」【《清太宗實錄》,卷23,140頁。】

  經太宗的提倡,從後金到大清,翻譯和編纂了大量歷史文獻。如巴克什達海在太宗時翻譯的漢文典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等,這是翻譯成帙的。《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及《大乘經》等沒有翻譯完,達海逝世。後來太宗又鼓勵達海的兒子好好學習漢文【《清太宗實錄》,卷12,14、15頁;又,卷27,18頁。】

  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一天清太宗到文館,進入巴克什庫爾纏(庫兒禪)直房,問所修何書,回答:「記注上所行事」。太宗馬上按規定回避,並禮貌地說:「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清太宗實錄》,卷8,5、60頁。】。對編寫當代歷史給了很大關心和支持。在他的這種積極幫助之下,《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等重要的史籍才得以問世。

  太宗學史,講史,涉及範圍廣泛,觸及問題深入,在中國歷史上所有帝王中也很少見。從遠古的唐堯虞舜,直到當代的明清,有漢族在中原建立的漢、唐、宋、明,也有少數民族在邊疆和全國建立的遼、金、元等國家的歷史。他從維護本階級的最高的和長遠的利益出發,選學有關的歷史經驗教訓。他把遼、金、元史作為翻譯和學習的重點就是有力的證明。因為他和父親努爾哈赤所開創的政權,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以少數民族為主建立的國家。比較而言,遼、金、元這些先他而建立的政權興亡,對他有更直接的借鑒意義。再進一步看,金同後金和清的關係就更加密切,所以太宗愛史莫過於金史。他曾表露出對金史的深厚感情,多次談到自己學習金史的收穫及體會。有時他召集諸王大臣在一起,命令弘文館大臣給大家讀《金史》【《滿文老檔》,太宗崇德36,1438~1441頁。】。他把這部書當作了學習「治道」的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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