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94)_學達書庫

九四

　　兄等與眾定策，推戴眇躬，數年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期於上繼前業，下協民情。傾聞國人或有怨言，必刑獄不得其平歟？抑賞功有所偏私歟？或荒于逸樂、黷於財貨歟？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賴旁觀者明告之。夫此大業非予眇躬所自致，乃皇考艱難締造以留貽者，當祗承罔墜，則皇考神靈欣慰，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隕越，則皇考神靈恫怨，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共享其福，不濟則均受其害。我兩兄勿以責任在予而或面從，予有失，即直言，若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六年以來，未聞諸兄一言獻納，予何由而知？國家政令有當改者即議更改，務期至當，俾臣民遵守焉。

　　給十貝勒的信中說，朕嗣登君位六年以來，你們未曾有一言規勸朕的過錯。這豈不是認為朕不可以與之交談嗎？以後凡有所見，就應直說。朕的過失，以及老百姓的疾苦，一一直陳，不要一點隱瞞。他給八大臣的信說，你們身居要職，與諸貝勒共議國政，原想你們規諫朕與諸貝勒的過失，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今聞國人以訴訟評斷不平產生不滿，這是政治上的失誤，朕未能親接國人，詢問明白，只靠你們來報告。但你們猶豫、徘徊，沉默不語，你們以為朕未必聽從意見，還可能因此而獲罪。你們想想：以前以諫諍的原因而被罷斥的有誰？被譴責的有誰？像朕虛懷聽取意見，你們都是有目共睹的。希望你們以公忠體國之心，凡朕政治上的過失，都應悉心陳說。

　　諸王、貝勒、大臣讀了太宗的信，紛紛提出自己的意見，太宗「多採納之」【《東華錄》，天聰五年三月。】。

　　七月間，太宗又召集他們，當面說：你們諸貝勒大臣見到朕的過錯，即應極力勸諫。人誰能無過？比如，議論國事時，你們竟互相誇詡鷹犬，還說笑話，這不也是過錯嗎？有過，貴在能改，為什麼要避諱呢？你們應當以檢查自己的過錯來規勸朕的過錯，這才是正確的【《東華錄》，天聰五年七月。】。

　　在漢官們的建議下，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都察院官。該機構的職責，專事監察國家政令、法制、制度執行情況，檢舉百官的言行過錯。但太宗指令他們要首先監督他的言行，隨時進行批評。他對新任命的都察院官員們說：朕或奢侈無度，誤殺功臣；或者逸樂畋獵，荒於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拋棄忠良重用奸宄之人，罷黜升遷不當，你們都要「直諫無隱」。諸貝勒如廢棄他們的本職事務，貪圖貨財偷安，或朝會時輕佻傲慢，部臣忍耐不揭發，你們要指名參奏。六部斷事偏見，錯謬以至審判遲緩，你們要查明報告。明朝陋習，像你們這個衙門也是賄賂的主要場所。務要互相檢查提防，除了挾私仇誣告好人要加罪外，你們的章奏是對的，朕即同意實行，所說是錯的，朕也不加罪，一定不叫被彈劾者與你們當面對質，至於平民百姓有些小過錯，不必報告，可以進行教育，然後釋放【《東華錄》，崇德元年五月。】。

　　太宗強調，群臣要注意發現他在處理政事上的大的問題即帶有原則性的錯誤，並且要馬上給他提出來。六月二十四日，他來到清甯宮，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等奏道：有一奴僕告主，情節屬實，將原告撥與他人為奴。太宗說：這類事固然應該報告，但你們這些大臣不應該只注意這些小事奏報，今後凡朕有錯以及親王以下壞法亂紀，還有平民百姓中以邪道惑眾的，都應不時地來報告。如果只講些細小的事而遺漏「其大」的，這就不是忠直的表現。祖可法回答說：臣等「惟皇上是懼」，其餘還有什麼可怕的！只要一有情況就向皇上報告。張存仁不同意他的說法，反駁說：你這句話說得不對。忠直為國之臣，就是在皇上面前也要「犯顏直諫」，何況其他人呢！太宗說：對。一個人果真正直，雖天地鬼神也不敢動他，而做君主的怎麼能剝奪他【《東華錄》，崇德元年六月。】？

　　太宗求言心切，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勵諸王、貝勒、群臣監察他的過錯，只要接見他們議論國政時，總要提到給他提意見，他們不提，太宗還批評他們。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他對群臣說：現在正是我國興隆之時，你們固山額真大臣也正加意治理國家，共立功名。朕與王、貝勒、貝子所行，為何沒有一個人直接指出得失？以前，因為你們不能治理軍隊、私藏財物等，曾給予處分過，可曾有因為「直諫」而給你們加上罪名的嗎？你們見好的不喜悅，見過錯不責備，等他犯了罪，才群起而共議罪狀，這都是你們中仿效詐偽，以為與己無關才這樣做的。

　　見賢人不薦舉，見不善的不斥退，閉口不言，隱藏自己，這哪裡是大臣治國之道？見到賢人而不舉，見不善而不說，那麼賢人怎麼能得到鼓勵？不肖之人又怎麼能受到懲罰？如見到賢人即便是仇人也應感到高興，必加推舉；見不善的人就是自己的姻戚也必須懲治，不能寬恕。這才是真正竭力為國之大臣。你們中有因戰功被任命固山和六部承政的，也有雖無戰功但辦事公正的被提拔重用，怎麼能一朝富貴就忘了公直呢？名為大臣，上不能為國，下不能為民，國家怎麼能用這種人為臣【《東華錄》，崇德三年七月。】！

　　太宗還引用歷史的經驗來教育、鼓勵他們敢於給自己提意見。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太宗新任命了一批議政大臣，在議論為政之道時，他又說到給自己提意見，舉了林丹汗亡國的教訓，他說：「太公曰：『閒居靜處而誹時俗，非吾民也。』朕觀察林丹汗不道，以至於亡國，沒聽說過他的臣屬有直言不諱地批評他不行正道的。日後，朕可能有失德之處，你們要當面諫勸，想想因為諫諍的原因而受到斥責的有誰？降職、革職的有誰？你們還怕什麼不敢面諍？倘若勸諫，朕不聽，那不是你們的過錯。如事前不能諫，事後卻追究其君主的過失，議論國事種種不對，這哪裡是做人臣應該做的呢？」【《東華錄》，崇德二年四月。】

　　太宗認為，一經發現有錯誤，要馬上提出勸諫，不要在錯誤造成之前，不但不勸，而在事後卻把責任推到君主身上，評頭品足，非議種種國事，好像一切與己無關，這就不是正確的態度。一句話，要防患於未然，消滅錯誤于萌芽狀態之中。

　　從清太宗的這些所作所為，可以看到他鼓勵群臣提意見，態度是認真的，它同樣表現了太宗豁達大度，開誠佈公。他認為這不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關係到一姓大業的成敗，整個國家的興衰。因此他把群臣勸諫一事看得極為重要，時時提出這個問題，多方督促和鼓勵他們敢於當面向他提出不同意見，監督自己的言行。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太宗能不能正確看待自己。他既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完人」，也不把自己看成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人」，他認為自己就是現實生活中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的人，失誤、過錯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像他說的，「人孰能無過？」人與人之間所不同的是，有「過，貴能改」。所以他又說：「朕思人有全德者少，但慮不盡心耳。」【《東華錄》，天聰七年十月。】世上具備「全德」的人極少，差別僅僅在於辦每一件事時是否做到了「盡心」，只要「盡心」去辦，就會成功，同時也將在實踐中增長才幹。反之，就會一事無成，那就是一個愚不可及的人。太宗的這些思想是他「勤政」的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他的人生的真實寫照。

　　毫無疑問，清太宗畢竟是一個封建帝王，由於剝削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歷史發展在他那個時代所造成的局限性，他說的好話雖多，實際並不會完全做到。他妄殺給他提建議的嶽起鸞、孫應時等人就是兩個最明顯的例子。天聰元年三月，生員岳起鸞上奏疏，提出兩條意見，一是不要進兵朝鮮；二是應該和明朝議和，將俘獲的漢人盡速放還給明朝。太宗看了奏疏，當即表示，議和可以，但俘獲的士民、是「天之所與，豈可複還敵國耶？」他讓漢官們來議論這件事。這些漢官大概出於迎和太宗，或者是借此表示自己忠君為國，竟個個發起怒來，一致要求處死嶽起鸞。太宗覺得為一紙奏疏將其處死不是一件好事，起先不同意，說：「你們想殺他，這是對的。但惟恐殺了這個人，以後就沒有敢直言的人了。」群臣力請，說：「這種人、蓄謀向敵，不可不殺。」結果，他聽從了群臣的意見，把嶽起鸞給殺了【《清太宗實錄》，卷2，8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