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91)_學達書庫

九一

　　太宗對自己要求也頗嚴格，凡行軍出獵，即使在嚴寒的季節，也總是把自己的住處安紮在野外，不進屯堡，惟恐驚擾百姓和耗費他們的財物。太宗常說：「涓涓不禁，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涓涓細流不堵住，就會匯成江河；星星之火不撲滅，將變成烈焰熊熊的大火，到那時可怎麼辦呢？所以「凡事當防微杜漸，縱馳以後，則難整頓。」【《清太宗實錄》，卷23，38頁。】太宗的此番道理富有深刻的哲理性、高度的思想性，它體現了一個政治家洞若觀火、明察秋毫的傑出才能。太宗思想精細，不作事後諸葛亮，每每預防在前，寓大道理於小事之中，因此，他的講話頗能使大臣們心悅誠服。

　　太宗要求諸王大臣及各級官吏一定要體恤民間疾苦。那麼，怎樣鑒別他們是否用心執行他的諭旨呢？有一個辦法，「以各堡生聚多寡」即人口增減情況為准，人口增多的，提升職務，人口減少的，視其多少，給以降職、革職直至削籍為奴。天聰九年（1635年）七月，太宗考核管理漢人的官員，查明李思忠原管壯丁六百一十五名，七年後，增丁一百一十三名，由一等甲喇章京提升為三等梅勒章京。牛錄章京楊子渭原管壯丁九百八十六名，經七年，增丁一百六十一名，升為三等甲喇章京。已罷官的佟三，原管壯丁九百二十三名，五年後，增丁七十八名，人數雖少，但「革職後能實心任事」，特升為三等甲喇章京。牛錄章京吳裕原管壯丁二百二十名，三年增丁一百六十名，人口增加甚多，升為三等甲喇章京。高鴻忠原管壯丁六百零七名，減丁一百二十八名；張士彥原管壯丁八百一十四名，八年減了一百六十九名……各罰銀一百兩，高拱極原管壯丁二百六十八名，竟減丁一百五十一名，給予「革職為民」的嚴重處罰，還有其他官吏也因減丁受到處分【《清太宗實錄》，卷24，7~9頁。】

　　太宗從思想到法令制度，對「民生」問題做了明確規定，有助於澄清吏治，緩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使整個社會出現較為安定的局面，這對於恢復社會生產，發展統一事業是起到了促進作用的。

　　二、富民有方

　　太宗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富人更富，窮人也富，各安其生的社會。正像他說的：「撫有疆域，得臻富貴，欲與兄弟子侄及庶民共享安樂。」【《東華錄》，天聰十年八月。】在一個存在階級剝削與壓迫的社會裡，他的理想是自相矛盾的，理想與現實矛盾更大，他是永遠也不會實現這個理想的，窮困消除不了，當然就不可能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享安樂。儘管這樣，太宗在主觀上作了頗大的努力，作了一些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事情。

　　太宗認為，百姓致富之道根本在農桑。要做到人人有飯吃，不窮困，乃至富裕起來，首先必須經營好土地，多打糧食。他說：「五穀乃萬民之命所關」【《清太宗實錄》，卷61，5~6頁。】，國家儲備糧食為的是「備荒而養窮民」；積蓄財帛馬匹為的是「為國而賞有功之人」【《清太宗實錄》，卷34，26頁。】。因為長期與明朝交戰，多次進關，掠取了數以千萬計的財帛，每個參加掠奪的將士都從中分得了一份，生活漸至富有起來。這在他們看來，掠奪總比耕種要省力氣得多。

　　所以他們寧肯上戰場冒死搶奪，也不習慣於從事農業生產。太宗為此常常批評他們中某些人輕農桑重錢財的思想：「豈可恃俘獲以為生計！」俘獲、掠奪不是生活的可靠來源，更不是致富的主要途徑，「厚生之道，全在勤治農桑耳。」【《清太宗實錄》，卷65，5~8頁。】多羅豫郡王多鐸也正確地認識到，不論國家有多大事，「總以農務為急，農務克勤，則庶民衣食豐足。」【《清太宗實錄》，卷64，17頁。】雖然在統治集團中還存在著輕農桑的傾向，但總的來說，太宗重農致富的思想已占主導地位。

　　儘管如此大力提倡「勤治農桑」，生財致富，事實上大多數人仍無法避免窮困。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窮富日見懸殊，是當時社會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現象。太宗針對這種情況，把政策的著重點放在扶持貧困而抑制富者斂財暴富，力圖使貧富平均。他實行以富養貧的措施，讓富人出錢或出人來資助貧困。第一，沒有耕種土地又無存糧的，如有兄弟，可以求其幫助，互為依靠。沒有兄弟，就由所在的牛錄中的「殷實有糧者養之」【《東華錄》，天聰元年六月。】。第二，凡無牛不能耕種的貧民，可將土地託付給「有力之家」即富人代為耕種，在農時季節，指令一些官員「各往本牛錄屯莊，查勘田土鋤墾與否，如有棄而未鋤者，可撥工助之。」【《清太宗實錄》，卷61，5頁。】

　　第三，在對國家負擔義務方面，規定「一切徭役」應攤派給「有力者」，不許「累及貧民」【《清太宗實錄》，卷13，4頁。】。太宗實行的另一個措施是，由國家出錢捐助窮人，改善他們的窮困境況。太宗在位期間，這種辦法實行過多次。天聰二年（1628年）三月，他發下一道諭旨：「國人貧乏無妻室者，可給銀，令娶。」他從國庫中撥出一批白銀，分賜給這些窮困的人【《東華錄》，天聰二年三月。】。天聰六年（1632年）初，兵部貝勒嶽托建議，凡俘獲或來歸的明朝一品官，可將諸貝勒之女配給為妻；二品官，可將諸大臣之女配給為妻，並由國庫出錢供給生活需要。歸降的明兵，則將漢民女子或寡婦配給為妻，國家各賜給農服。太宗接受了這一建議【《東華錄》，天聰六年正月。】。

　　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太宗聽說駐防開城的博爾惠牛錄中有兄弟兩人沒有妻室，便召集諸王貝勒大臣說：「現在各處俘獲的婦女很多，而這兄弟兩人還沒成家，你們也不報告。自今以後，務要查清各牛錄無妻室的，都要給妻室，善加撫恤。幾年來，歸附的越來越多，如果不能撫恤窮困，還怎麼能吸引別人來歸？你們可以把我的話傳達給眾官。」【《東華錄》，崇德二年八月。】次年，太宗召見大學士希福等人說：因為得到「天」的護佑，各國臣服，都享受富貴。但我國還有窮人，他們沒有妻室，沒有馬匹，此時不加恩養還等待什麼時候恩養呢？如果吝惜財物不肯恩養他們，那麼要這些財物還有什麼用【《東華錄》，崇德三年七月。】！

　　接著，他又給新舊歸附的滿洲、蒙古、漢人發下諭旨說：「你們中有家貧不能娶妻、當兵買不起馬的，允許你們向本牛錄章京陳述，牛錄章京則報告給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再轉呈本王、貝勒、貝子，他們應將無妻者配給妻子，無馬的給馬。如果你們有困難，就向朕奏明，朕予以解決。但牛錄章京、固山額真隱瞞實情不報，就拿他們是問。

　　如果已報知本王、貝勒、貝子仍不給無妻之人配給妻室，允許你們赴戶部陳述，無馬之人赴兵部陳述，新投來的蒙古人無妻無馬的，允許赴理藩院陳述，該部承政即應詳問本人，然後再告知本王、貝勒、貝子，他們應收容恩養，否則即來朕處奏明，應該給妻奴的，就給妻奴，該給馬匹的就給馬匹，不該給的即打發走，朕亦不加罪。朕現在公開發佈這道詔令讓你們都知道，你們如畏懼不敢說自己窮困，那只好自認窮困，朕也就無法得知。」【《東華錄》，崇德三年七月。】

　　太宗一再強調要給窮困無妻室的人配給妻室，無馬的賜給馬匹，使這些窮人各有所歸，目的是培植奴役對象，避免他們到處流浪、逃亡，引起社會不安，甚至被迫「作亂」，危及清政權的鞏固。當時從明朝或從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俘虜來的，以及歸順的人很多，他們來時一無所有，如不能很好地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勢必會造成社會的尖銳矛盾。太宗深知這個問題的迫切性，迅速採取措施，力圖使他們安心居住下來，實現「男耕女織」的安定的生活局面。這不僅有利於鞏固政權，而且對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有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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