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90)_學達書庫

九〇

　　太宗在講「天」時，自認為是「天之子」，宣揚了迷信思想，但講到人事時，卻又破除了對天對自己的一套唯心主義的說教，比較能正確地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他在上面講的那段話裡，指出先有百姓「所托命」，爾後才能為君。換言之，君與民的關係，先有民，後有君，這包含了一個很可貴的「民本」思想，同時又揚棄了中國幾千年「君權神授」的傳統觀念。太宗曾說：「君享康寧，臣居尊顯，俱兵民是賴，即爾等（指諸王貝勒大臣）功名，亦藉士卒之力。……」【《清太宗實錄》，卷31，8~9頁。】君主享受到康樂安寧，大官們能身居顯赫地位，備受尊崇，靠的是什麼呢？都是兵民給創造的，就連他們的所謂戰功榮譽，也是靠廣大士卒勇猛殺敵才獲得的。這裡又包含了「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這同樣是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民主精華。

　　太宗在具體實踐上，勤加督促諸王貝勒大臣重視並解決民間疾苦。他給這些人規定了三項基本職責，其中一項就是「辦理事務，當以民生休戚為念，遇貧乏窮追之人，有懷必使上達。」【《清太宗實錄》，卷34，24頁。】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到民間的休戚，遇到窮困的人，都應給予照顧，並一直報告給最高統治者。他經常指令諸臣到最下層深入民間調查「窮民」生活情況。崇德五年（1640年）初，太宗指示各固山額真說：「今遣爾等往各處地方，稽查窮民，審理冤獄，爾等須各親至分屬屯堡，巡行料理，毋使民間冤抑不得上聞」【《清太宗實錄》，卷50，23頁。】。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在去世前不久，還到民間「問閭閻疾苦」【《清太宗實錄》，卷65，30頁。】，渡過遼河，專程「閱視牛馬」牧放的情況。太宗通過大臣們調查和他自己的視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因而給他制定政策或採取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據。

　　明清長期交戰，雙方百姓都遭到戰亂離散之苦，生活很不安定。為了支持戰爭繼續下去，他們不但披甲當兵，還在經濟上負擔各種徭役，這些沉重的包袱壓得百姓喘不過氣來。太宗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就採取措施減輕他們的負擔，並制止直至處分隨意加重百姓負擔的官員。天聰九年（1635年）春，正是種地的時候，他出門觀察，看到民間已經誤了耕種期。原來牛錄章京徵調農民築城，為了早日完工，又額外地多攤派了民夫，致使勞力不足，違了農時。太宗召集諸臣，嚴厲地訓斥：「築城固然是正務，但田地荒蕪，百姓吃什麼？以後再有濫役民力的，就拿該牛錄章京問罪。」【《清太宗實錄》，卷23，3頁。】

　　過了一段時間，太宗又召集諸大臣，就減輕農民負擔一事再次訓誡：「現在，各貝勒凡興辦工程，都不遵守我的制度，額外修造，勞苦百姓，你們想一想：老百姓得不到安居之處，逃亡離叛，戶口減少，這無異於幫助敵人，長了他們的志氣。」【《清太宗實錄》，卷23，35頁。】有一次，太宗到禦馬廠去，看到工部調來不少民夫修治道路，不分路面高低，一律培土增高。他很不滿意，對諸臣說：「國家有差役，致使民力疲敝，這都是由工部造成的。如修治道路，不過是墊平低窪，與高處拉平，達到路面平坦就可以了。可是工部不管高低，一概進行培築，結果浪費了不少人力，使農民受到擾累。」他說完，諸臣揭發了工部其他方面的錯誤。於是太宗判工部承政薩穆什喀、參政裴國珍、啟心郎喀木圖等各以「應得之罪」【《清太宗實錄》，卷65，12~13頁。】

　　按照規定，外藩諸王貝勒打獵獲得的野獸都得獻給太宗，以表示忠誠。因為道路遠，送這些東西勢必要動用民夫，還得使用不少馬匹，這對於當地百姓來說，也是一項不小的負擔。太宗決定削減進貢的數額。崇德四年（1639年）十二月，他召見管理蒙古等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官員，指示說：外藩諸王貝勒行獵所獲得的野獸如都叫他們來獻，未免勞民，而且又使騾馬疲敝，今後，只獻出鹿和野豬各二頭，如果沒有鹿、野豬，可以獻出麅子、黃羊共九隻就行了【《清太宗實錄》，卷49，12頁。】。要求全免是不現實的，減輕賦稅徭役的負擔對解放生產力的進步意義也是應該肯定的。

　　太宗對諸臣提出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建議，總是表示樂意接受，馬上執行。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多羅豫郡王多鐸建議暫停用兵，說：用兵打仗，自古以來，不得已而用之。如果自恃力量強大，違背正義，輕舉妄動，上天一定不保佑。臣觀察形勢，似應暫停用兵。至於國中各項事業興辦，應依次搞，但總應該以「農務為急」，才使百姓豐衣足食。多鐸提出使民力集中於農業生產的意見，太宗馬上接受了。接著，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等十余名官員一致請求停止修造房舍，把勞力都用到秋收上。

　　原來，太宗顧慮瀋陽城裡人口很多，居家稠密，惟恐引起火災，特命工部改建，以疏散原住房的佈局。但眼下就要到了莊稼收割季節，如繼續改造廬舍，就會影響收穫，必使民力負擔重，難得兩全其美。他們提出，目前應集中力量收穫，待來歲春天，再繼續修造，對於「民生大有裨益」。太宗看了這個奏疏，在上面批道：「此疏所奏很對，時方收穫，改建房屋立即停工。有修造能力的人家，願意自己修可聽其自便；沒有能力的，就暫停，不必催促，等來春農閒時再修造。」【《清太宗實錄》，卷65，30頁。】

　　我國歷代官僚體制相沿襲，形成官與民的尖銳對立。官吏貪贓枉法，隨意侵害百姓利益，常常是歷朝激成民變和農民起義的直接導火線。太宗重視這個嚴重的歷史教訓，嚴格要求各級官吏守法，不准以任何理由損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哪怕踐踏百姓一棵秧苗也不行。天聰四年（1630年）十一月，正是隆冬季節，太宗率群臣冒著嚴寒出去打獵，在紮木谷地方，大臣譚泰、阿哈尼堪追逐一條被射中的麅子，說是太宗射中的，便獻了上去。太宗說：這不是我射中的。我曾下令嚴禁強取他人之物，我能自己強取嗎？趕快把麅子還給原射的人。又一天，莽古爾泰的僕人強奪一名小卒射殺的鹿和野豬，送給了他。

　　太宗得知這件事，歎息說：「凡出兵行獵不發生錯亂，大概事業才可成功。如此奪取，他們這些隨役之人身困馬疲，能得到什麼呢？像這樣妄行，下邊人還怎麼生活呢？」莽古爾泰受到批評後，將鹿退還原主，卻把野豬留下給太宗。太宗又說：「我為何用這種東西？這是讓我犯錯誤吧！凡事不要以為小，恐積小成大啊！」莽古爾泰很羞愧，又把豬還給了原主【《東華錄》，天聰四年十一月。】。

　　太宗制定法令和紀律。嚴禁任何人放鷹踐踏田禾，從兵士到官吏不許私取百姓一物，如違犯，不管誰都得治罪。天聰五年（1631年）六月，太宗率群臣到撫順地方打魚，看見兩個人縱馬吃莊稼，當即進行處罰。第二年冬，他又到這裡打獵，有一名隨從打獵的小卒強取當地百姓的柴薪，太宗處以鞭打，並集合八旗大臣，向他們宣佈：「自今以後，不許任何人私入莊屯。打獵時，山上林木也不准砍伐，違者要追究責任。」【《東華錄》，天聰六年十二月。】

　　在這之前，太宗還規定管莊屯的小吏不准斂取百姓食物，饋送朝廷大臣【《東華錄》，天聰元年二月。】。如任意違犯，他毫不姑息。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太宗前往牧馬的地方視察，看見大臣塔瞻、錫翰、博琫、石納布庫、俄齊爾、額克親、丹坦、墨爾根袍、納木僧格等踐踏百姓的莊稼，就沒收了他們的箭矢，把他們交到兵部處分，還讓大學士範文程等向諸王貝勒傳達他的諭旨：「近來，諸王貝勒行兵出獵，看見有踐踏田禾的，是否都查出治罪了？為什麼連一個處分的也沒有？如果真處分了，我為何沒聽說過呢？」諸大臣回答說：「臣等遇有踐踏田禾的人，應鞭打的鞭打，應罰的罰，不敢疏忽、放縱。」【《清太宗實錄》，卷6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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