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89)_學達書庫

八九

　　臣蒙皇上出之奴隸，登之將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許，是以初時召對，則薦五人；後臣等公奏請設六部，餘留中不下。窺見自古設官定職，非帝王好為鋪張，煩冗多事，誠見夫一念補葺不到，弊亂旋生……故創業帝王，慮國事無紀綱也，而置六部；慮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慮科臣阿黨，君心宜啟沃也，而置館臣；慮下情上壅，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數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皇上不立言官，不過謂我國人人得以進言，何必另立言官？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何竟敗壞到此？臣請為皇上明辯之。

　　我國自六部既立之後，曾見有一人抗顏劾罪者否？似此寂寂無言，果國中太平無事耶？大抵舉國之內然「諾」成風，浮沈為俗，以狡猾為圓活，以容隱為公道，以優柔退縮為雅重，學成裝就便為大僚，即有一二勁草亦自覺特立孤標之足慮耳。我皇上皇皇圖治，亦何利有此景象也？況今日掌局之人，豈盡循理方正？屬下既不敢是非官長，局外又誰敢輕議權貴？是弊竇從茲而開，亂皆由此而釀也。臣想國中之事，皇上亦時得聞知，然此不過猶古之告密，豈是拜奏闕下，揚言殿陛，興利除害，堂堂偉偉之舉動耶？若言官設立，人必自斂，指名彈劾人亦不怨，何也，責有所歸、仇怨莫避君……

　　至於服制一節，是皇上陶熔滿、漢之第一急事。滿洲語言既同，貴賤自別，漢官不會滿語，嘗被罵詈辱打，至傷心墮淚者有之。皇上遇漢官每每溫慰懇至，而國人反陵轢作踐，將何以成一體，而招徠遠人耶？宜急分辨服制、造設腰牌，此最簡易關係最大者。皇上勿再忽之也。若定制設官，皇上難其人，何妨兼攝代理，但名目一立，各有職司不敢推諉矣！……昨年，副將高鴻忠出管甲喇額真，臣曾具疏奏留，今遊擊範文程又補刑曹，諒臣亦不得久居文館矣。若臣兩三人盡入其中，豈複得慷慨激烈侃侃一言乎！【《東華錄》，天聰五年十二月。】此件作為一重要文獻保留在《清太宗實錄》、《東華錄》和其他官方史書之中。

　　這本奏疏陳述二件大事：一設「言官」，以監察各官言行，揭發壞人壞事；二設服制，使其明等級，分貴賤，消除民族界限。所言所述，切中時弊，意氣昂揚、直言不諱，「公忠」之心躍然紙上。太宗看了奏疏，也頗受感動，態度溫和地說：「此本說的是。」當即批示諸事依次去辦。他和範文程等同時奏請立「薦舉連坐法」，他個人還薦五人，都受到太宗重視。在清初發展史上，寧完我作出了自己的建樹。

　　在戰場上，太宗總是十分注意發現人才，一經發現，就破格提拔。天聰三年（1629年），太宗率大軍進關征明。在攻堅城遵化時，正白旗小卒薩木哈圖第一個登上城，砍翻明兵的抵抗，為後繼兵士登城開闢了道路，很快將遵化攻克。開慶功會時，太宗大賞立功將士，第一個手持金卮慰勞薩木哈圖，說：「我軍年來都怯於攻城，況且此城較以前遇到的城池更為堅固。薩木哈圖第一個登上城，功勞很大，應該從優錄用。」事後，授給備禦世襲之職，賜予巴圖魯（勇士）的稱號。不僅如此，還賞賜大量財物：駱駝一峰，馬十匹、牛十頭，蟒緞十九匹，布二百匹，還特許以後如有過失、概予赦免。太宗得知薩木哈圖家裡很窮，馬上指示有關官員和部門，對他家進行周濟撫恤【《東華錄》，天聰三年十一月。】。薩木哈圖只是普通一兵，根本談不上什麼資歷，但太宗大膽提拔，使其從一名戰士進入了將軍的行列。

　　太宗對這樣的勇士總是倍加愛護的。也是這次遠征，攻永平城時，副將阿山、葉臣與勇士二十四人，冒火奮力登城，立下了功勳。太宗讚譽他們是「我國第一驍勇之人」。他規定：這些猛士與薩木哈圖巴圖魯及他處先登城、驍勇出眾之人，以後凡遇攻城，不要叫他們再登。如此有功之人，應讓他們在諸貝勒、固山額真左右，對敵之時，令其同進，如他們想自己攻城，也應阻止，就是廝卒中有一二次先登城立功者，也不要再讓他們攻城【《東華錄》，天聰四年二月。】。太宗把這些立大功的將卒視為國寶，不願讓他們再冒第二、第三次風險，生怕遭到意外。因此，禁止他們登城，是為保護他們的一種辦法。可見太宗對人才的愛護用心良苦，措施周到。

　　太宗關於人才的思想及其具體措施，為眾多人才的成長創造了條件，使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不同民族、不同政權的能文能武的人才不斷湧現出來，他們當中有的是能征慣戰的勇將；有的是治國安邦的政治家。從太宗中期以後，與太祖同時期的功臣宿將很快被自然淘汰，而第二代、第三代人正代之而起，他們既沒有資歷，也沒有經驗，但太宗仍給以重視，讓他們在戰場上大顯身手，從各方面得到鍛煉，使其迅速成長為新一代的英雄人物。像他的侄兒杜度，弟弟多爾袞、長子豪格，侄薩哈廉等等，在二十歲上下就已經是數萬人乃至十萬大軍的統帥，清朝勝利前進的開路先鋒。

　　5.3，體恤民情

　　一、民生之道

　　清太宗是在戰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創業之君。數十年中，他馳騁疆場，縱橫萬餘裡，飽嘗了披荊斬棘的種種艱辛，同時，在長期的征戰中也目睹並體驗到了民間的種種疾苦。由於明清（後金）連年的征戰，加之災荒，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繁重的徭役，因此無論在明統治下，還是在清（後金）統治下，廣大各族人民被迫掙扎在死亡線上。這使太宗在思想上對民間的疾苦多少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儘管他把主要精力用於頻繁的軍事鬥爭，但並沒有忽視「國計民生」，經常「以民生休戚為念」【《清太宗實錄》，卷34，24頁。】。凡與「民生」有關的問題，他都勤加過問，經常發出諭旨，興利除弊，糾正各種偏向，為臣民謀求生路，力圖獲得整個社會的安定，以發展其統一事業。太宗對「民生」所闡發的一系列觀點和規定的具體政策，即「民生之道」，是他創業、治國的根本指導原則之一。

　　太宗認為，體恤民情對於鞏固清政權的統治極為重要。他從一個統治者的立場出發，說明國家和老百姓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反復教育他的兄弟子侄和諸大臣都要關注民間疾苦。他說：「以上下相維之理言之：必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後可為在上之人，如無在下之人，則統轄者誰？役使者誰？」【《清太宗實錄》，卷65，7頁。】從上下互相依存的道理來說，首先必須有下，才能有上，統治者只有得到「在下之人」即廣大的被統治階級的擁戴和支持，有了統治的對象，然後才能成為「在上之人」即統治者。如果沒有被統治者，那麼統治者統轄誰呢？役使剝削誰呢？太宗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看成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強調指出，被統治的廣大勞動人民是統治者生存、行使統治權的最基本的根據，沒有他們的存在，也就沒有統治者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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