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88)_學達書庫

八八

　　選拔人才，除了推薦，還有一種辦法，就是通過考試來發現人才。天聰三年（1629年），太宗說：我想到從古至今，從來都是文武並用，以武威克敵，以文教治世。我現在打算興文教考取生員【《東華錄》，天聰三年九月。】。九月一日，正式舉行考試，為建國以來第一次，具有首創的意義。參加這次考試的，有滿、蒙、漢各族的知識分子，他們踴躍赴考。天命十年十月太祖大殺漢族知識分子，當時隱匿起來的有三百人，現在都出來考試，有二百人被錄取。為了選拔人才，太宗還特別允許在他跟前及諸貝勒手下的奴隸，還有在滿洲、蒙古家為奴的人，只要有些文化，都允許考試。凡考中的，都得從他們的「主人」家拔出，賞賜緞、布等，然後等待正式錄用【《東華錄》，天聰三年九月。】。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太宗指示舉行第二次考試，這次只考「漢生員」，在漢族中選拔人才。考試結果，一等的十六人，二等的三十一人，三等的一百八十一人【《清太宗實錄》，卷18，10頁。】，總計錄取二百二十八人，據此可約略知道，參加考試的總得在四百人上下。這也算規模可觀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大學士範文程等建議：在滿、漢、蒙古知識分子中考取秀才和舉人。太宗同意，指示他們要「從公考校」【《東華錄》，崇德六年七月。】，七月揭曉，滿洲有二人，蒙古族有一人，漢族四人中舉人，其餘諸生分得一、二、三等，各得到賞賜物品若干。

　　還有一種情況，本人自薦，也須考試。漢族生員劉其遇、劉宏遇久未得官，上書自陳。太宗命大學士範文程等親自考核，決定錄用劉宏遇，任命為內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去他和其兄徭役各三丁【《東華錄》，崇德元年六月。】。

　　人才的選用，還有相當部分是來自外部，即招降和俘獲明朝的人。太宗說：「惟多得人為可喜耳。金銀幣帛用之有盡，如收得一二賢能之人，堪為國家之助，其利賴寧有窮也！」【《清太宗實錄》，卷6，33頁。】這就是說，從千萬俘獲和歸順的人中去發現和挑選人才，對國家有著無窮盡的利益。

　　從太祖到太宗時期是武功創業的時代。太祖在位時，「文治」和文人即知識分子問題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太宗已感到「文治」的必要，所以才正式開科取士，選拔優秀人才充任各級官吏，並從各種渠道為國家搜求人才，從而適應了事業發展的日益緊迫的需要，為入主中原儲備了最可貴的力量。

　　太宗很器重人才，但並不一概尊崇到盲目迷信的程度。至少他已指出脫離實際的「文人」不能一味輕信。他從清與朝鮮關係破裂的事件中，認為主要是因朝鮮方面一些「文人」、「書生」挑撥的結果。崇德二年（1637年），他給朝鮮國王李倧的信中，著重說明這一教訓：「朕之所慮者，恐王複似當年聽書生愚見，以空言掩飾，巧計朦朧為尚耳。夫文人固不可不用，而書生之談，亦未可盡信。蓋書生但知摘句尋章，拘泥成說，不知達變通權，雖有文章詞藻，竟何益哉！」【《清太宗實錄》，卷39，25頁。】這裡所說的「書生」雖不是一般讀書人，而是朝鮮國事決策者，但太宗卻看出有那麼一些知識分子不善於從實際出發，以本本或古人的結論來處理現實複雜的事務，說話、寫文章總喜歡誇大其詞，尋章句于古人，工于詞藻、氣勢，對解決現實問題一竅不通。有兩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其一，有一次，內院諸臣代太宗草擬一份給朝鮮王李倧的敕書，他看了很不滿意，批評他們說：「你們撰文，能做到順理措辭就行，不得過為誇張。我素來就不喜歡誇大之言。他們明國之君，自比於天，輕視他人實甚，身無德義，卻自我誇耀，這有什麼益處呢？自今以後，撰擬文件切應詳慎，不可草率。」【《東華錄》，崇德二年五月。】

　　其二，有一次，太宗召集文館滿漢儒臣、六部滿漢啟心郎，當眾批評漢啟心郎、生員等一班知識分子明明不懂用兵打仗，偏偏談論不休，不管時機是否成熟，一再敦促進兵關內。太宗說：「你們動不動張口就說航海山東、攻取山海關。上天給予我的兵力很有限，如按你們意見進兵，即使稍有損失，我如何能受得了？你們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幫了敵人而損害了我的將士，是用空話沽名釣譽。你們上奏這樣的意見，有何用呢？我為一國之主，用兵打仗豈不明白？這是不待你們陳說的。如果我與諸貝勒不理國政，貪貨財，沉湎酒色，你們就該直說，我若不聽，這就是我的過錯。」【《東華錄》，天聰七年十月。】太宗在重視人才問題上，反對空話，不追求形式，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來影響和改變一些「文人」的弱點。

　　二、重才勝於資歷

　　清太宗珍視人才的另一個思想表現，就是重才勝於資歷，無論尊卑貴賤，無論年齡壯老，惟才是用。資歷只表明人的經歷的一般自然情況，它只是一個時間指數的籠統概念。正常的情況是，經歷越長的，人生的經驗越豐富，才能也就越能得到發揮。但歸根到底，資歷本身不是才能與貢獻的象徵，當然，它也就不能成為衡量才能大小、智慧高低的惟一標尺。俗語說，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活百歲。太宗是深通此中道理的。他在用人上，總是把才能和「公忠」為國兩方面的條件放在首位，從不把資歷和社會地位、身份這些因素放得高於一切。

　　天聰三年（1629年），太宗准許諸貝勒和滿蒙漢貴族家中的奴僕甚至連太宗的奴隸，有「少通文義者」都可參加考試。如考中，立即「拔為儒生」，同時撥給人丁代替他們給原主為僅。這在選拔人才上是一個大膽的措施，在大批有才能的人被掠為奴的情況下，採取這樣的行動也是絕大的好事，可惜太宗沒有堅持下去。在考試兩次以後就停止執行這項制度。

　　崇德三年（1638年）初，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張存仁等要求，應繼續准許各家奴僕參加考試。太宗不同意，卻講了一席道理，他說：從前得到遼東時，有許多「良民為奴僕」。我曾下令從諸王以下到各官員及民人家庭中查出，都編為民戶，又兩三次考試，將稍有點文化的人選拔出來為儒生。現今滿洲人不像以前那樣濫行占取良民為奴，偶有一二生員都是經攻城破敵之際，或者經過血戰而獲得的，或者是因功賞給的，如把他們拔出，怎能酬勞這些將士的死戰功勳？再說將他們拔出後另補給新丁，難道這些新丁就不是人了嗎？無罪之人強令為奴，這是很值得憐憫的。你們只知道愛惜漢人，不知愛惜滿洲有功之人和補給為奴的人。張存仁、祖可法一聽，覺得有道理，就說：臣等見解還沒看到這些。於是「叩首謝罪」【《東華錄》，崇德三年正月。】。

　　太宗沒有堅持通過考試從奴僕中選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是涉及滿洲貴族的根本利益，惟恐引起他們對自己的不滿，才中道停止。但他能打破常規，破除舊俗，不問社會地位多麼卑賤，只問有無才能，這一思想是值得稱道的。經過考試或推舉，確實發現並起用了一批出身微賤的人。寧完我即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他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代善的兒子薩哈廉收為奴僕。因為通文史，太宗當面「召對」，馬上提拔到文館為儒生，參與機要。不久，又授給參將的職務，先後參加了第一次入塞遠征，在攻大淩河及招撫察哈爾等戰役中，立下了功勞。寧完我有才能、敢說話。這裡，且引述他於天聰五年（1631年）給太宗的一份奏疏，即可反映他的作風和政治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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