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87)_學達書庫

八七

　　太宗以進化論的觀點看待歷史，看待明朝。同樣，他也以此觀點看待自己和他所統治的政權。松、錦戰役後，眾貝勒漢官一致要求進取北京，太宗尚在慎重思考中。他說：即使得到「天眷」，一統天下，他本人不可能長生不老，他的子孫也不可能世世守住祖先創下的基業而不斷絕。當年大金也是一統天下，很強大，看看現在，它還在嗎？早就不復存在了【《東華錄》，崇德七年六月。】。這說明太宗深深懂得，他和他父親創立的國家也將像歷史上的各代王朝一樣，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但他還是奮發有為，不急於進京，為的是打下強固的基礎，力圖使其政權延長存在的時間。

　　進化論觀點是太宗思想中的積極因素。他提出的以上觀點，反映了他的思想不保守、不僵化、不後退，而是順應了歷史潮流，與時推移，表現了蓬勃向前的氣概。毫無疑問，太宗的論點都是針對明朝而發的。按正統觀念，一個原屬被統治的民族，起兵向統治者進行挑戰，這在當時，一概斥為「犯上作亂」，名不正，言不順。太宗勇敢地衝破這一傳統的觀念，以進化論的觀點，反復闡明歷史發展變化和各朝代更迭不可避免的道理，論證「有德」當立為皇帝，「無德」應廢為「匹夫」。

　　這一思想，有助於打破對明朝的迷信，更為重要的是，為太宗取明朝而代之提供了理論依據。太祖崛起之時，並無成帝業之心，他是作為反抗明朝的民族壓迫的英雄人物登上歷史舞臺的，他的理論就是「七大恨」，闡述他的鬥爭是迫不得已的。他的目標是奪取遼東及山海關以西的土地，與明朝劃界而守。太宗則大大前進了一步，他是以創立一個新王朝為其奮鬥目標，表現了一個小國欲成帝業，「匹夫」可「君臨天下」的雄心。因此，他父親的「七大恨」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他的鬥爭需要，而是從古今的變化來論證明必亡、清當興。這就是太宗的進化論之所以形成及其實際的政治意義之所在。

　　當然，他所闡述的進化論，不過是「天運循環，無往不復」的歷史循環論。按照這種理論，歷史不是螺旋式的曲線向前發展，而是按一個固定的圓圈旋轉，歷史總是重複出現。顯然，這是錯誤的。其次，他所看到的變化，僅僅偏重于帝王及其王朝的更迭，他們的升降榮辱；卻很少看到人民的變化，整個社會的變化。所以他說：「天運循環，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者，即其民也。」【《東華錄》，天聰五年七月。】君主是可以替換的，而百姓是不能替換的。一旦某姓登上皇帝寶座，「天」也就把老百姓交給了他，接受他的統治。說到底，這還是英雄創造歷史的觀點。一句話，在太宗看來，歷史的演變，不過是王朝更替、君主位置的轉換而已。

　　5.2，貴在得人才

　　一、「以人才為本」

　　大凡一個有作為的人物，都十分重視人才。歷代開國帝王在其艱難創業過程中，往往把發現和重用人才當作一件大事，因而常常造成人才濟濟的盛況。這是他們獲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在這方面，清太宗不僅繼承了以往的歷史經驗，而且把人才的問題提高到關係國家前途的原則高度，求才如渴，愛才如寶。他說：「朕惟圖治，以人才為本；人臣以進賢為要」【《東華錄》，天聰九年二月。】。太宗宣佈以人才作為他治國的根本，群臣以薦賢舉能當作自己的重要職責。他的這一思想，比他的父親太祖顯得高明。太祖也是惜才如命的人，歷史上流傳不少有關他愛才的佳話。

　　但狹隘的民族觀念限制了他的胸懷，不能正確對待除滿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主要是漢族的知識分子。進入遼東後，於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他下令搜查漢族地主知識分子，「盡行處死」，說「種種可惡」都是他們幹的【《東華錄》，天聰三年九月。】，完全抹殺了他們的作用。太宗與此相反。他求人才的心情遠比太祖迫切，在具體對待上，也打破了民族的偏見，主張無論滿族、蒙族、漢族，只要有一技之長，他都錄用。這個思想是完全適應歷史發展的要求的。

　　如何發現和使用人才，主要途徑是推薦。太宗多次下達諭旨，要求群臣履行自己的職責，積極推薦人才。天聰三年（1629年），他對大臣們說：滿、漢、蒙古族中有「謀略」，可勝任軍、政職事的，都要以自己所見向他報告，從中選擇任用【《清太宗實錄》，卷5，16頁。】。天聰九年（1635年），他召集眾臣說：天下才全德備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你們滿族、漢族、蒙古族各官中真有「深知灼見，公忠任事」的人，當速行推薦，不分新舊歸附；不分已在官府，還是未在職的人，只要「居心公正，足備任使」的，即呈送吏部，其中有「居心公正，通曉文義」的人才，要呈送到禮部，主管該部的貝勒要隨時報告，我量才酌用【《東華錄》，天聰九年二月。】。

　　太宗對人才很有迫切感，要求很嚴，引起了群臣高度重視，紛紛薦舉人才。大學士範文程對太宗重人才的思想理解極深，貫徹他的諭旨特別嚴肅認真。他曾說：「治安之本，首在得人。惟培養人才，保護善類為第一義，得一賢遠勝理百度也。」【《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1，「範文程傳」。】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凡他薦舉的人都很「稱職」。但是他發現有些大臣不出於「公」心，而是從個人私利出發，把一些不稱職或根本就沒有什麼學識的人也「薦舉」到各官衙任職。針對這一弊病，他在太宗發表上述指示後不久，與寧完我合疏上奏：「薦舉不實，請定功罪連坐法。」【《東華錄》，天聰九年二月。】

　　他們寫道：聖諭要求薦舉人才，上下內外臣民無不感到歡欣。「聖意」以為，瞭解漢人的，莫如漢人，所以叫漢人各自推舉所瞭解的人，為國家效力。但有些營私的人竟借此大搞宗派，把「薦賢」當成一個門路，引進一些品質壞，作風不好的人。他們彼此「互相標榜」，自我吹噓。有的出於「親故」關係，有的受人「囑託」，明知其人不賢，卻過分誇詡、吹捧。這種狀況如繼續下去，即使有「公直」大臣想推薦賢人怕也不肯舉了；被舉的有「一二忠正之士」一看到邪風盛行，也會感到灰心，自己取消「應舉」的。這樣就會把皇上尋訪賢才的美政變成群小「幸進之階梯」。範文程與寧完我要求太宗對已薦舉上來的人要進行嚴格的「核查」，同時還要對推舉的人進行考核。

　　薦舉的人如果很公正，那麼經他推薦的人定可信用。反過來，推舉的人作風很不正，那麼他推薦的人「安得廉能耶？」為杜絕此類弊病發生，他們要求實行功罪連坐法，簡單說，就是對「欺君」，薦舉不好的人，要給以處罰；如果被薦的人很稱職，任事也頗有成效，應當給推薦的人記錄功勞，以示鼓勵【《碑傳集》，第3冊，「開國宰輔」。】。太宗接受了範文程和寧完我的建議，批准實行。這等於給薦賢用才的問題立了大法，雖不能說完全避免各種弊病的發生，但總可以說大有好轉，有些想投機取巧，奔競「私門」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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