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85)_學達書庫

八五

　　終太宗之世，十餘年間，清軍前後五次大規模進關伐明，給明朝軍事上以沉重打擊，經濟上以重大破壞，同時也給當地廣大勞動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僅京郊及畿南一帶就遭到清軍四次襲擾，尤其是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這兩次，所造成的破壞更為嚴重。就在這次清軍進關不久，明兵科給事中李永茂奉命到順德府（河北邢臺地區）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況，他如泣如訴地向崇禎帝報告了自戊寅（崇德三年、崇禎十一年）以來，畿南殘破的淒涼景象。他出京經慶都、新樂、真定、欒城、柏鄉、內丘，至順德（邢臺），行程千里，「一望荊榛，四郊瓦礫，六十裡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跡，並無人蹤行走。」

　　這一帶，都在崇德三年被清軍蹂躪過，而平鄉「受患極慘，至今城內止余焦赤殘垣，及堆積瓦礫」，整個「畿南郡邑，曾經戊寅之慘，驚魂未定，兼以五載荒瘟，民亡十之九」。每次一聽到清軍入關的警報，老百姓就四出逃難，或藏於山谷，或遠走他鄉，「城郭幾至空虛」，清軍每次攻掠，「墮我名城，殘我赤子，飽掠我玉帛金珠，不可勝數。」以上所引，均見《邢襄題稿》，中華書局，1958年版。從清軍飽掠而歸的「盛況」，可知李永茂的報告都是實際情形。清太宗為了奪取全國統治權，給廣大人民造成的災難是極為深重的。

　　太宗多次派遣大軍進關，攻城略地，但都沒有佔領下來。他第一次率大軍進關時，曾留下阿敏等據守永平等四城，很快又被明軍奪了回去。這使他意識到，有山海關阻隔，在關內是站不住腳跟的，因此後幾次進關不再據守已攻佔的城池，得而複棄。乾隆帝一次巡狩盛京時，說得很清楚：「山海關，京東天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貝勒阿敏棄灤、永、遵、遷四城而歸，太宗雖怒譴之，而自此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則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聖武記》，卷1，「開國龍興記三」。】儘管這樣，太宗五次派大軍攻掠明朝，仍然達到了「伐大樹」的目的。而這次大軍入山東大獲全勝而歸，這是他生前得到的最後一次勝利的喜悅。

　　在太宗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還有一件大事給他帶來了新的喜悅，這就是崇德七年十月，西藏達賴五世羅卜藏嘉木錯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和厄魯特蒙古戴青綽爾濟等，萬里迢迢，首途瀋陽，向清朝通好。太宗聞訊，親率諸王貝勒大臣出懷遠門迎接，把他們接到馬館，在館前舉行莊嚴的拜天儀式，行三跪九叩首禮。進館後，太宗升座，準備接見藏使。為表示恭敬和虔誠，他起立，迎至門口。使者獻上達賴的信時，他又起立，雙手接過，與使者「攜手相見」。他坐下，同時命兩使者坐在他的右邊。使者隨從人員這才進見太宗，行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命古式安布當眾宣讀達賴的信、喇嘛誦經、飲茶……

　　接見結束，在崇政殿舉行盛大的宴會，藏使獻達賴等贈送的禮物。達賴遣使來沈，是西藏與清朝交往之始。它生動地反映了太宗的統一事業興旺發達，影響深遠，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使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終於看清了明朝已是氣息奄奄，亡在旦夕之間，因而決意拋棄明朝，斷絕同它的隸屬關係，投向清朝。太宗比誰都更清楚此事對於清朝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政治意義，因此以最隆重的禮節，最虔誠的態度，最豐盛的宴賞款待他們。他一反過去反對佛教的做法，一再盛讚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對佛教篤信不疑。藏使一行在瀋陽住了八個月，每五天分別由八旗諸王貝勒輪番宴請。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一行離沈時，他親自送到演武場，設大宴餞行，命多爾袞、阿濟格等再送到永定橋，又設宴一次。太宗贈送達賴、班禪及使者一行極為豐厚的禮物，同時以察幹格隆等為使，攜帶他的信，同藏使赴藏【《清太宗實錄》，卷63，1~2頁；卷64，19~23頁。又，《東華錄》，崇德七年十月、崇德八年五月。】。

　　西藏歸向清朝，使明清力量對比進一步朝著有利於清朝的方向轉化。到這時，不僅整個東北、北部（蒙古）已納入清朝的版圖，而且地居遼遠的西南也開始納入清朝的政治勢力範圍。這就是說，太宗所得到的政治版圖遠遠超過了在實際上領有的疆土，它把明朝緊緊壓縮在一個狹小的天地裡，使它真正成了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島。

　　正當清太宗雄心勃勃西進，旌旗直指寧遠、山海關時，突然的疾病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與其父努爾哈赤及諸兄共創、並由他親手加固的大業卻有著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他去世還不到一年，明朝這棵「大樹」一朝僕倒，清軍十萬鐵騎奔流進關，輕而易舉地攻佔了北京。從此，我國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第五章一個帝王的思想作風

　　5.1，素樸的天道觀

　　一、「皇天無親」

　　在中外歷史上，大多數的政治家或軍事家，往往又是哲學家、思想家。這不是說他們主觀上要使自己對哲學有所建樹，而是客觀實踐提出的問題需要從理論上給予解釋，或者說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和原則，首先要找到其理論依據，從而證明其正確性。這樣，那些大政治家、軍事家的思想不能不進入哲學的廣大領域，接觸到諸如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等哲學的基本問題。清太宗的一生，有著極為豐富的政治與軍事實踐，而且又處在與明朝爭奪天下的激烈鬥爭的時代，他所產生的戰略與策略思想不能不求諸於理論即哲學的幫助。因此，他在制定每項政策或策略時，總是從理論上給予闡發，顯示了這位政治家的深邃的思想。

　　問題還得從「天」談起。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天」從來就是人們崇拜的對象。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和社會實踐活動總是同「天」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人們不斷探討對「天」的認識和理解，成為哲學上經常爭論的命題。對「天」的種種不同解釋，是區分唯物和唯心兩種思想體系的顯著標誌之一。

　　滿族人對天是很敬畏的，有拜天祭告的風俗習慣【鄭天挺：《探微集》，《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中華書局，1980年5月版。】。太祖時，「拜天」活動已納入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成為統治階級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太宗時，更加推崇上天，把「拜天」當成一項制度而嚴格遵守。在太宗看來，「天」是有意志的，是人間的最高主宰，它有權知道並監督一切人事。他說：「天下諸國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殺予奪聽命於君者也」天下各國都是受天的命令建立起來的，各國統治者都是天的兒子，被派到人間代表天意行使統治權。因此凡節慶、建國、新君即位，首先必須「拜天」，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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