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78)_學達書庫

七八

　　太宗和他的父親努爾哈赤曾徵集各族大批人員遷入盛京，編入旗籍，其壯勇的男丁則披甲當兵。沒有遷走的零散戶口，統稱之為新滿洲。崇德以後，對於歸服的各部不再稱「滿洲」，而保留原稱，編為戶籍，在有的地區如庫頁島及沿海等地不編佐領（牛錄），以村屯或氏族為單位，「各設姓長、鄉長，分戶管轄」【《清朝文獻通考》，卷271，「輿地」3，參見《聖武記》，卷1，12頁。】。

　　八旗制度和姓長、鄉長制度的建立，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已有制度的一項重要措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華史》第1卷。】，它同樣起到了軍政和民政機構的管理作用。後金（清）雖然沒有在這一地區設州縣，但從努爾哈赤時代，就在甯古塔（今黑龍江甯安）設官鎮守。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清太宗命梅勒章京吳巴海「移鎮甯古塔」【《清史稿》，卷230，「吳巴海傳」。】，負責管理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事務，甯古塔從此成為該地區的政治中心。

　　4.6，縱兵征明

　　一、兵威撼京畿

　　繼天聰三年（1629年）和八年（1634年）兩次大規模入關征明之後，清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又發動了第三次進關征明的戰爭。

　　在征明之前，由於同朝鮮的關係破裂，太宗已經作出了入侵朝鮮的決定。但他擔心明朝乘虛從背後騷擾，因此在征朝鮮前，首先對明朝進行一次新的軍事打擊。幾年來，太宗向明朝不斷發出信息，要求談判議和，明朝方面一直置之不理。其實，太宗也無意講和，他也深知明朝出於「君臨天下」的心理，不會坐下來與一個曾附屬於它的「反叛」政權進行談判。這種僵持的局面並不使太宗感到難堪，相反，他更起勁地呼籲明朝響應他的和談建議。這樣做，會使他在政治上得到好處：表明他願意和平，對明朝的戰爭是迫不得已的，以此來取得明朝統治下的人民的理解和同情。這次出征前，太宗兩次給明朝駐守長城幾個關口的官員發出了信件。

　　一次是在天聰九年（1635年）十月，距出兵前半年，遣使送信給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明朝諸邊將，信中說：「我每欲請和，各享太平。一年內派人送信不下數次，你們朝廷大臣竟無一言答覆。因此你國人民之憂苦、死亡並非是我的責任，而是你們的君與臣的過錯。今後凡我大軍所至，有敢逆我對抗者，殺之；逃避山林者，俘之；如安居不動，投降歸附者，秋毫無犯。此次進兵，決不似以前輕易撤兵。」另一次是在天聰十年（1636年）二月，信是寫給崇禎皇帝的：「我見黎民百姓塗炭，常以和睦為念，致書遣使不下數次，不知下邊臣屬欺騙蒙蔽而沒有報告朝廷呢？還是朝廷明知黎民塗炭、人民死亡而漫不介意，不願和平呢？我一再講和，而你明朝大臣竟無一言回答，這是有意招惹禍亂！各城大小官員得我之書，若隱瞞不上奏者，即是不忠於君、不慈於民、專圖個人之私的奸詭之人。」【《東華錄》，天聰九年十月、十年二月。】此信送到明邊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等處，要求守邊將吏轉呈朝廷。

　　這兩封信是否送到京師，需進一步考證。反正同以往一樣，仍是石沉大海，杳無迴響。這無關緊要，對太宗來說，不過造造輿論罷了。看來，他無須等待明朝方面的答覆，就在他即皇帝位的盛大慶典活動一結束，馬上組織了對明朝的遠征。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宗在翔鳳樓召見出征統帥和將領，他們是：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超品公額駙揚古利、固山額真拜尹圖、譚泰、葉克舒、阿山、圖爾格、篇古、額駙達爾哈，未參加出征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豫親王多鐸、和碩肅親王豪格、和碩成親王嶽托及漢軍固山額真石廷柱等，分列左右，聽取太宗面授出兵方略。他說：

　　爾出征王貝勒大臣，凡師行所至，宜共同計議而行，切勿妄動。爾諸臣遇殘破城池及我兵前所攻克良鄉（今北京市良鄉鎮）、固安（北京南固安）等城，如欲進攻，度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勿取，各以所見，明確言之。儻（同倘）不明言，恐日後追怨，輒（同則）私相議曰：「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聽耳！」夫初未明言，及事後而謂曾有是說，其誰信之！今若各抒所見，明確言之，而眾人猶有爭論不決之處，宜聽武英郡王剖斷，毋得違背。朕視凡人進兵時，多始慎終怠，所以有疏虞之處，能於此處念之不忘，庶乎其可矣【《清太宗實錄》，卷29，12~13頁。】。

　　太宗面諭，強調凡事要商議而後行，要各抒己見，不要做「事後諸葛亮」，要牢記「始慎終怠」的教訓，可保不出差錯。這一點很重要，可以說是太宗的經驗之談，很富哲理。人們開始時無不謹慎從事，可是到後來往往疏於懈怠，不認真，難免不出大錯。戰爭關係到多少人的生命！只要稍一疏忽，就會在霎時之間造成悲慘的後果。所以太宗反復告誡，期待他們不辱王命，完成這次出征重任。

　　三十日，太宗親自為出征將士送行，先到堂子行禮。堂子外排列護軍八纛，儀仗隊吹海螺角和蒙古大號，太宗從堂子裡出來，向天行三跪九叩首禮。然後，來到城西演武場，見過出征將士，問道：「我的話都記住了沒有？」阿濟格等回答：「牢記在心，無所忘也！」三聲炮響，大軍起行。

　　一個月後，太宗估計阿濟格率軍已抵長城腳下，決定另派一支大軍進攻山海關。他對諸王貝勒說：「多羅武英郡王統兵往征明國，今將出邊，宜別遣大軍往山海關進發。明國知我兵至，恐山海關有失，必來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從容出邊。」【《清太宗實錄》，卷30，32頁。】任命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豫親王多鐸、多羅貝勒嶽托、豪格為將，率大軍執行牽制明軍的任務。他們分作兩批，於八月十二、十三日相繼離沈西征。他們是這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中的「配角」。

　　阿濟格奉命率領主力遠征，進軍目標直指明朝的京畿地區，他麾下八旗將士約十萬人馬，奔向冀北。七月十九日，他在給太宗一份戰況奏疏中說：大軍於六月二十七日分作三路入獨石口【關於入邊的日期，文獻記載稍有出入，如《明崇禎實錄》，卷9為六月己亥（二十六日），《國榷》，卷95為六月辛醜（二十八日），而清人記載如《清實錄》、《東華錄》為六月二十七日。當以阿濟格報告的日期六月二十七日為是。】，八天后，會合于京畿延慶州（今北京市延慶縣），先攻取近處的長安嶺堡、雕鶚堡兩個據點，敗明軍七次，俘獲人畜一萬五千二百三十。

　　清軍剛入邊，七月三日，北京全城戒嚴，崇禎急令中軍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泉關、崔良用守固關【《國榷》，卷95。】。這四個關口都在京城西南，與山西交界的地帶。但出乎明朝廷意料之外，清軍沒有走山西，而是經延慶入居庸關，取昌平，直逼京師。事先，阿濟格釋放被招降的兩千人詐稱逃歸，巡關太監和禦史王肇坤不知是計，開城門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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