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71)_學達書庫

七一

　　天聰七年（1633年）春，太宗給牛錄額真發下一道指導農業生產的長篇指示：

　　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爾等宜各往該管屯地，詳加體察，不可以部分推諉。若有二、三牛錄同居一堡者，著於各田地附近之處，大築牆垣，散建房屋以居之。遷移之時，宜聽其便。至於樹藝之法，窪地當種粱、稗，高田隨所宜種之。地瘠須加倍壅；耕牛須善飼養。爾等俱一一嚴飭，如貧民無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種；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貧民。如此，方稱牛錄額真之職。若以貧民為可虐，濫行役使，惟爾等子弟徇庇，免其差徭，則設爾牛錄額真何益耶？至所居有卑濕者，宜令遷移。若憚於遷移，以致傷稼害畜，俱爾等牛錄額真是問。方今疆土日辟，凡田地有不堪種者，盡可更換，許訴部臣換給。如給地之時，爾牛錄額真、章京自占近便沃壤，將遠瘠之地分給貧民，許貧人陳述。【《清太宗實錄》，卷13，4~5頁。】

　　清太宗以一國之主在這個指令裡，既講了農業的重要性，又講了具體改進農業耕種技術；既講了貧民的住房、耕種的種種困難，也講了解決的具體辦法。而他反復強調各牛錄額真在發展農業生產上責任重大，對他們提出了嚴格要求。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他召集群臣，專門談了種地方面的技術問題，他說：「樹藝所宜，各因地利，卑濕者可種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種雜糧，勘力培壅，乘地滋潤，及時耕種，則秋成刈獲，戶慶充盈。如失時不耕，糧從何得耶！」【《清太宗實錄》，卷31，17頁。】

　　這裡，他又就因地制宜、適時耕種作了指示。這些道理，在今天看來是很淺顯易懂的。但在當時，滿族貴族不事任何農業生產，只靠戰爭掠奪和賞賜而致富，認為這是比從事生產更光榮的事情。因此他們無須過問農事，實在說，他們根本也不懂。比較而言，太宗諭旨中所講的農事道理，在當時也算高水平了。

　　清太宗還頒佈了有關保護農業生產的法令。如，不准任何牲畜闖入田地，踐踏禾苗，規定豬入田禾者，每次罰銀五錢，超過三次的，要報告本牛錄，將豬罰給田地的主人。駱駝、牛、馬、騾、驢這些大牲畜跑到地裡作踐禾苗的，每匹罰銀一兩，賠償糧食【《清太宗實錄稿本》，12~13頁。】。

　　滿族貴族進入遼沈，漸染奢侈之風，遇有祭祀、殯葬總是競相宰殺大批牛馬等牲畜，這不利於農業生產。天聰元年（1627年）九月，宣佈：馬、騾以備馳驅，牛驢以供負載，羊豕牲畜以資食用，除大祀、大宴用牛外，其屠宰馬騾驢牛者悉禁之，尤宜善加孳牧，以致繁盛【《東華錄》，天聰元年九月。】。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重申前令，凡祭神、還願、娶親、死人、上墳一律不准宰殺牛、馬、騾、驢，違令者治罪【《清太宗實錄稿本》，13頁。】。當時，還有不少人為了逃避兵役、差役，「多相率為僧」，私自建造寺院，耗其資財，減少社會勞動力。太宗重申以往的法令，除了原明朝已建的寺廟外，不得新建，責令有關官員進行調查，一經查出私建寺廟、私自當和尚的，按律治罪【《清太宗實錄》，卷10，29頁。】。

　　經過清太宗的提倡、重視和實施具體的保護農業生產的法令，不到十年，已收到了顯著成效。農業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糧食足用，倉庫充實，基本上改變了即位初年的困難狀況。如天聰六年（1632年）農業歉收，也「未致於饑餒」【《東華錄》，天聰七年六月。】

　　畜牧業是僅次於農業的又一個重要生產部門。為了戰爭及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太祖時就十分重視飼養牲畜，尤其是馬牛受到特別保護。天命五年（1620年），朝鮮人李民從赫圖阿拉返國途中，他親眼看到從婆提江（今渾江）至萬遮嶺（今吉林集安縣西老嶺山脈大板嶺）六七十裡之間，「放牧馬群漫山蔽野者，不知其幾萬匹。」【李民：《柵中日錄》。】六畜惟馬最盛，諸貝勒將官之家，佔有馬匹「千萬成群」，一般士卒之家也不下十數匹【李民：《建州聞見錄》。】。

　　但隨著人口增加，戰爭的需要，馬作為戰爭和生產的主要工具，仍然不夠用。太宗依靠蒙古貢馬，同時，積極鼓勵滿、漢、蒙古蓄養和繁殖馬匹。不出幾年，馬匹足用有餘。天聰七年（1633年）春，為迎接孔有德、耿仲明來歸，一次就調撥二千余匹馬散給他們騎用【《東華錄》，天聰七年五月。】。

　　崇德四年（1639年）七月，太宗拿出大量馬匹作為獎品。鼓勵將士作戰立功。他說：「天生牛馬是供人們騎乘，備耕種的。如今，外藩貢馬已經很多，牧場又大量繁殖，有這麼多馬不給人使用還有何用處！朕決定拿出一千匹馬給你們用。自公、固山額真以下到披甲士卒，不論滿洲、蒙古、漢人有願衝鋒破敵，爭先登城，為國效力者，允許先來領馬。有的或顧慮領了馬匹而不能立功，會被追查治罪，這不必過慮，只要有心報效，什麼事不可為？有的或許顧慮以前沒做出什麼明顯的成績不敢領馬。朕對於以往之事，從不追究，以後做出成績也不遲。凡願領馬的，都可以到兵部報名。」【《東華錄》，崇德四年七月。】這生動地反映了後金（清）的畜牧業已達到繁榮的程度。

　　由於農牧業的發展，促進了商品交換，帶動了商業貿易的大發展。太宗親自倡導支持商業活動，並且把主要的商業交換牢牢地控制在國家手中。在國內，允許糧食等農副產品投入市場交易。太宗掌握市場行情，不准囤積居奇。他指示官民有餘糧的，要拿到市場上去，以官價賣給缺糧的人，不准抬高物價。有些投機分子必等市場缺糧，價格上漲時才出售。為打擊投機商，他命八旗旗主各出一百石到市場上發賣。自從和朝鮮結盟後，還依著雙方訂有的協定，進行國際貿易。

　　和明朝處於交戰狀態，貿易中斷，但太宗還是想方設法與明朝邊境地方官開展貿易。他幾次派人到張家口等地舉行互市。後金以本地產明珠、人參，黑狐、元狐、赤狐、貂、虎、豹、海獺、青鼠、黃鼠等毛皮特產，換回金、銀、綾、緞等急缺物品。以布匹為例，早年國庫中連一千匹的積蓄也沒有，數年後，什麼也不缺了。太宗說：「朕嗣位以來，勵精圖治，國勢日昌，地廣食足，又以計令各處互市，文繡錦綺今皆有之。」【《東華錄》，崇德四年五月。】

　　手工業的發展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在太祖時期，手工業已有了長足的進展，但規模不大，水平不高。從農業分離出來的手工業者如織工、瓦匠、鐵匠、弓匠、銀匠，其製作僅限於日常生活用的小商品，供戰爭需要的也不過是刀、箭、矢之類。到太宗時，大力發展開礦，開辦大型冶煉場。特別是從明朝方面得到先進技術，因而大大提高了工藝水平。天聰五年（1631年），獨立製造大炮，並應用於對明戰爭，這是它的手工業高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此以前，後金自己不能造炮，在同明朝的戰爭中吃了不少虧。造炮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遠比製作弓、箭等武器難度大得多。從開採原料、冶煉到具體製造，都需要較高的技術。後金不僅能夠自己製造，而且數量很大。例如，崇德四年（1639年）對明戰爭中，漢軍需要炮子一萬，火藥五萬觔，都滿足了要求，這說明有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規模已經接近或趕上了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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