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70)_學達書庫

七〇

　　太祖創制八旗，把女真人編入八旗組織，對滿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凡入旗籍的，都是滿族的正式成員。在太祖時期編入八旗的稱「佛滿洲」，漢語又稱「老滿洲」，而在太宗時期編入八旗的，則稱為「伊徹滿洲」，漢語又稱為「新滿洲」【西清：《黑龍江外紀》，卷3，滿語稱舊為「佛」，稱新為「伊徹」。】。太宗即位後，隨著國勢日隆，疆土日廣，滿族共同體也得到了迅速擴大，這就是在繼續接納女真族之外，還吸收了其他民族加入，把來自不同血緣的各族人們都彙集到這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成為滿族的新成員即「新滿洲」。新、老滿洲的區別，正好顯示了滿族發展史上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太宗時期，滿族共同體是伴隨著後金（清）不斷征撫而迅速擴大的。從太祖到太宗，收服諸部往往遷其家屬（包括婦女、兒童、老年人）住于盛京，編入牛錄，選其青壯年披甲入伍，使滿族的新成員不斷增加。太宗繼太祖之後，多次對烏蘇里江以東濱海地區及黑龍江流域用兵，獲取了大批人口和壯丁。請看下列數字：

　　征東海瓦爾喀部：

　　天聰元年（1627年），第一次用兵朝鮮，瓦爾喀在其國內的二百餘戶來歸；

　　天聰五年（1631年），獲男女二千餘人；

　　天聰七年（1633年），獲男女老幼一千九百五十餘人；

　　天聰九年（1635年），獲壯丁五百六十人、婦幼五百九十人；

　　天聰十年（1636年），獲一千三百餘人；

　　崇德元年（1636年），獲男婦八百餘人。

　　征黑龍江虎爾哈部：

　　天聰八年（1634年），獲男婦幼小一千九百五十人；

　　天聰九年（1635年），獲七千三百零二人，收編壯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

　　崇德五年（1640年），獲男子三百三十六人，歸降男子四百一十九人；

　　崇德七年（1642年），招降男婦幼小一千四百餘人；

　　崇德八年（1643年），獲男婦幼小三千七百零三人。

　　征（黑龍江）索倫部：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獲人丁六千九百五十六人；五月，有三百三十九戶來降；十二月，獲男婦九百餘人；

　　崇德六年（1641年）該部一千四百七十人歸降以上統計數字皆據【《東華錄》，劉選民《清開國初征服諸部疆域考》。】。

　　以上僅舉其重要的事例，小規模用兵以及各種原因前來投順的少量人口末計在內。從地域來看，這些被獲取或歸降的人們來自烏蘇里江及其以東的濱海地區、黑龍江（包括松花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廣大地區【麥利霍夫：《滿洲人在東北》一書說滿族的形成僅是建州女真，其「凝集地」僅限於建州地即遼東一隅之地，這完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捏造。】。從民族成分看，除了散居邊區的女真餘部，更多的是鄂溫克族、達斡爾族、赫哲族（使犬部）、鄂倫春族（使鹿部）及蒙古族（厄魯特蒙古）等各民族中的很多人被納入到滿族共同體之內。太宗認為，黑龍江流域所居各族人民同滿族是一個祖先，語言相同。

　　因此，在太宗看來，毫無疑問他們是滿族的當然成員。於是凡俘獲的人口和歸降的都編入牛錄。例如，清軍入關前，在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至烏蘇里江一帶居住著呼爾哈部的八個氏族，即後來稱赫哲族的一部分：巴牙喇、脫科洛、努牙喇（或寫作拏耶勒、祿耶勒，又寫作諾雷、鬧雷等）、黑葉、馬爾遮賴（也寫作墨爾哲勒）、科爾佛科爾、克宜克勒、庫薩喀裡（或祐什哈裡）【《清太宗實錄》，卷58，22頁。《黑龍江志稿》，卷2，51~52頁。】。

　　這些氏族分別在天聰、崇德年間被招撫。其中巴牙喇、脫科洛、馬爾遮賴、科爾佛科爾等氏族全部編入八旗，成為八旗滿洲氏族【《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第38、39、52分冊。】。像祐什哈裡氏族，於崇德三年（1638年）被招撫後，分別被編入鑲白旗、鑲黃旗、正白旗；居於黑龍江下游的烏紮拉部也是赫哲族的一個古老氏族，於天聰六年（1632年）來歸，編入鑲白旗、正藍旗、正黃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第30分冊。以上參見《世界民族研究論文集》，141頁，1981年1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屬索倫部的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崇德五年，有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分隸滿洲八旗，編為牛錄【《清太宗實錄》，卷52，12頁。】。此後，有三百三十七戶共壯丁四百八十一人歸降，被安置在烏庫瑪勒等地，分編入旗【《清太宗實錄》，卷51，32頁。】

　　太宗比他的父親更清醒地看到了問題癥結之所在，他一即位，就實行「編戶為民」的政策，制定「離主條例」，推行新的剝削方式，大量地解放奴隸，從而使舊的生產關係得到改變，最終導致新的生產關係即封建制的生產關係得以確立起來。所有這些都為生產力的空前發展開拓了道路。

　　同太祖一樣，太宗極為重視發展經濟，尤其注重農業生產。他剛即位，即使軍政大事非常緊張，他也注意到發展農業生產。首先制止濫用民力，停止各種非生產性工程，以便讓農民把主要力量用於農業生產。他父親在位時，搞非生產性工程過多，百姓負擔甚重。連江官李棲鳳也批評太祖「惟頻歲役民築城，此毀彼建，不得休，民未必無怨。」【《清史稿》，卷239，「李棲鳳傳」。】

　　因此，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他發出第一道關於加強農業生產的諭旨，下令停止各項非生產性工程，說：「工築之興，有妨農務。從前修城郭邊牆，因事關國家安全，故勞民力役，這也是不得已，朕深為同情。現在已修繕完工，此後如有頹壞的地方，只許修補，不再重新興建，以珍惜民力，專注農業，重視根本。其村莊土地，各旗分撥已定，今後不要隨意更換移動，可使百姓士卒各安本業，不要荒廢耕種。如果各牛錄所居之地，屬低窪地不堪耕種，願意遷移的，聽其自便【《清太宗實錄》，卷1，9~10頁。】。他特別提示各牛錄章京等基層官吏要倍加珍惜民力，如有「濫用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牛錄章京，小撥什庫等俱治罪」。【《清太宗實錄》，卷23，3頁。】

　　天聰三年（1629年）六月，訓誡諸貝勒大臣：「我國當竭力耕織，衣食足，又何求乎？緞帛者，粉飾之物也，雖無何傷我！」【《東華錄》，天聰三年六月。教育他們要把男耕女織作為主要生產部門，解決吃飯穿衣問題。天聰四年（1630年）春，正當春播季節，太宗「命漢民乘時耕種，給以牛具。複榜示歸順各屯，令各安心農業。」【《清太宗實錄》，卷16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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