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67)_學達書庫

六七

　　太宗運用法令同宗室大臣中的分散勢力進行鬥爭，並非是靠一二次處罰就能奏效。他們雖經處分，政治上、經濟上多少有些損失，一個個卻是滿不在乎，有意無意地違抗法令的大有人在。太宗就以更重的處罰、嚴厲的手段加以打擊。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因為圍困錦州的事件，太宗又同諸王貝勒進行了一次嚴重的鬥爭。本來，按照太宗的戰略意圖，對明朝的前哨重鎮錦州實行長期圍困，在斷絕一切外援的情況下，迫使處於絕望之中的明兵獻城投降。他向戍守圍困錦州的領兵諸貝勒闡述得一清二楚，可是，他們沒有遵守。作為領兵的主帥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及其助手豪格、阿巴泰、杜度、羅托、屯濟、碩托、阿山、潭泰、葉克舒等一班主要將領，在圍困期間，私自決定兵士和軍官輪流回瀋陽探家。一次是每牛錄甲兵三人回去，再一次是每牛錄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名放回去。

　　由於把兵士放回家，營中兵員減少，害怕錦州城裡的明兵趁機劫營，於是下令全軍從現有的包圍線後撤到離城三十裡的地方紮營。這正好與太宗的意圖背道而馳。太宗明令要求他們圍困錦州要由遠漸近，逐步縮小包圍圈，直逼城下，以震懾城內明兵。太宗聞聽他們違抗軍令，大怒，嚴厲譴責：「原令由遠漸近，圍逼錦州以困之，今離城遠駐，敵必多運糧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日能得錦州耶？」【《清太宗實錄》，卷55，22頁。】太宗氣得不得了，整整一天，怒氣未息。正值駐兵換防，便命甲喇章京車爾布等人前去錦州傳達他的諭旨，令多爾袞等會議，將提出並決定後撤、私遣兵士回家的人指名揭發，擬出罪狀報告。

　　接著，派兵部參政超哈爾、譚拜等率兵替換多爾袞軍，傳去一道諭旨：令多爾袞等率軍至遼河，駐營舍利塔，不許進城，等候他的處置。多爾袞率軍到舍利塔後，向太宗做了報告。太宗馬上派內院大學士範文程、希福、剛林等調查多爾袞等違令的事實，並分別訓斥諸王貝勒：「睿親王（多爾袞），朕加愛於你，超過諸子弟，良馬鮮衣美饌，賞賜獨厚。所以如此加恩，是因為你勤勞圍攻，恪遵朕命。今于圍敵緊要之時，離城遠駐，遣兵回家，違命如此，朕怎能再加信任！肅親王豪格，你同在軍營，明知睿親王失計，為何緘默靜聽，竟然聽從他的話？阿巴泰、杜度、碩托，你們為何對此漠不相關？聽任睿親王所為，是也說是，非也說非，遇之如路人，視之如秦越呢？碩托，你曾獲罪，朕屢次寬大，你卻徒具虛名，不思效忠！」

　　範文程等傳達完上述指示，多爾袞、豪格、碩托等人申訴遣兵士回家是為了「修治盔甲、器械，牧養馬匹」，說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範文程一行返回盛京，將調查結果上報。太宗一聽，益發生氣，說：「此皆巧飾之辭！……仍敢於欺朕！可令伊等自議其罪。」範文程一行又回到多爾袞處，傳達太宗諭旨。多爾袞不再辯解，首先認罪：「不逼近錦州，遣兵回家，輕違諭旨，致誤錦州不得速破。我即總握兵柄，將所屬之兵，議遣返家之時，倡言由我，遣發由我，悖旨之罪甚重，應死。」豪格說；「睿親王，王也，我亦王也。但因睿親王系叔父，所以令握兵柄耳，彼既失計，我合隨行，罪亦應死。」

　　其次議定杜度、阿巴泰、羅托、碩托、屯濟等均削去爵位，各罰銀兩若干。再次固山額真阿山、潭泰、葉克舒都參贊軍務，應處死。以下涉及各級將官三十四人都分別議罪。範文程一行又回盛京，將處理結果報告，請示太宗批准。太宗決定，凡死罪均免死，和碩睿親王多爾袞降為郡王，罰銀一萬兩，剝奪兩牛錄戶口；和碩肅親王豪格降為郡王，罰銀八千兩，剝奪一牛錄戶口；阿巴泰、杜度各罰銀二千兩；羅托、碩托、屯濟、潭泰、阿山、葉克舒各罰銀一千兩……多爾袞以下各將官納完罰銀，太宗始許他們入城。他們想進宮謝恩，太宗不允，只得在大清門外謝恩重罪輕處。

　　過了幾天，多爾袞等都到議政衙門辦公，太宗又詳問圍錦州時各軍駐兵地，比原先調查的情況更嚴重，不由得氣往上沖，當即命大學士希福、範文程、剛林等傳他的話：「爾等（多爾袞等）在外，意圖安寢，離城遠駐，既求休息，疾速還家，且歸安寢可耳！」將多爾袞逐出議政衙門，攆他們回家，不准上朝視事。

　　此事僵持到四月初。七日這天，太宗召見範文程、剛林等進清甯宮，面授指示，說：「你們可召集獲罪的諸王貝勒大臣到篤政殿前，傳達朕的命令，叫他們各入衙署辦事，不可怠惰。不許他們入大清門，如遇朕出門，也不許隨行。朕並非厭惡他們，不令見面，但他們來見朕，朕無話可問，他們也無話可答。朕將托何辭問詢，他們又托何辭來回答？假若靜默無言相對，那就太沒意思了。」範文程、剛林勸道：「獲罪諸王貝勒都是皇上子弟，既已訓誡而寬恕，還是叫他們入朝，未知可否」太宗搖頭不允。範文程等按太宗指示，向多爾袞等傳達了他的原話，多爾袞等奏道：「一切惟上命是聽，臣等有何辭可對？」說完，都到自己的衙門去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多爾袞等托範文程、剛林說情，太宗才允許他們進大清門，入朝辦事，但不許他們搞徒具虛名的「謝恩」這類儀式。

　　清太宗執法之嚴酷，雖權貴不饒，於此可見一斑。諸王貝勒不得不俯首聽命，懾於這位大清皇帝個人的權威之下。太宗對自己要求也嚴格，率先執行法令。天聰五年（1631年）二月，制定儀仗制，自他以下，諸王貝勒出門都按規定排列儀仗隊，違例者罰羊。不久，太宗到他幾個兒子避痘的住所看望，去時未排列儀仗隊，禮部啟心郎祁充格以違例罰羊的規定告知巴克什達海，他馬上向太宗報告。太宗認錯、認罰，將羊付給禮部，說：「朕非忘具儀仗也，以往避痘處故不用耳。然不傳諭禮部貝勒，誠朕之過，朕若廢法，誰複奉法？此羊爾部可收之。」【《東華錄》，天聰五年二月。】

　　清太宗面對勢力雄厚的權貴們，之所以毫不畏懼，敢於鬥爭，是他在當時擺出秉公執法的姿態，包括本人在內，一視同仁，表現出他是為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他的直接目的是打擊和抑制諸王大臣的勢力的進一步增長，從而提高和鞏固他的皇權的集中統一。

　　三、南面獨尊

　　清太宗即位，既非受父親遺命，亦非因為年齡居長而當立。他是接受以代善為首的諸兄弟子侄的擁戴才登上汗位的。作為既成事實和回報，太宗對負有擁戴之功的三大貝勒即他的三位兄弟代善、阿敏、莽古爾泰極為優禮；每當朝會、盛大慶典、宴餐、與群臣見面時，太宗都把三個哥哥擺在與自己的同等地位——居南面並列而坐，儼然如四汗。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禮，而太宗免去三大貝勒的君臣禮，只行兄弟之禮。太宗如此相待，一方面包含了對兄長的尊敬與感激；另方面也含有某種程度的畏懼之意。就諸王貝勒的實力而言，三大貝勒最為雄厚。代善掌握正紅旗、鑲紅旗，阿敏掌握正白旗、莽古爾泰掌握正藍旗。八旗是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他們掌握一旗到兩旗的八旗軍隊、人口及土地財產，就是一個國家中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實權派。太祖在世時，他們與太宗並列為國中「四大貝勒」，其地位均排列在太宗之前。當時，太祖實行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制度，他們與太宗共同參與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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