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66)_學達書庫

六六

　　接著，太宗還談到代善對限定侍衛名額表示不滿。太宗即位不久，有一次，代善不用護衛，自己牽著馬，胳膊挾著褥墊去見太宗，這番舉動，明顯地是在發洩內心的不滿情緒。太宗就此責問代善：「難道一旗之眾就沒有衛從之人？為什麼窘迫到這個地步？你這樣做是尊敬我呢？還是心有不快呢？」又說：「我每每想到太祖諸臣，功勳赫著的還有幾人？現在都不在世了，只有兄在，我不致敬，將來後悔何及？所以才專意加禮。況且有上天護佑，諸物具備，衣著食用騎乘充足不缺，兄如要求多關照，就直說好了，我豈吝嗇！果能如此，才合我意。不然的話，陽為恭謹，陰懷異心，這不是我所希望的。」說到這裡，太宗轉向諸王貝勒大臣，說：「厚富之人，不乘良馬，不服美衣，不食佳饌，不畜僕從，自謂以此獲福，可享千年，然人豈有不合理而能長久安享者乎？」【以上見《清太宗實錄》，卷37，7~11頁。】

　　太祖時，曾立下一條規矩：凡在戰爭中俘虜的降民、金銀財物、馬匹等物品一律上繳，違者治罪。當時，以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他們各置官屬，權力均等。因此，太祖「預定八家（即八旗旗主）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勿得分外私取。」【阮葵生：《茶餘客話》（上），4頁。】在分配這些戰利品及賞賜時，必由八家旗主均分，稱為「八分」，八旗旗主以下者，都不入「八分」，但從中也得到一部分財物和賞賜【《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11頁。】。

　　太宗即位後，繼續執行這一規定，一再訓誡文臣武將遵守。但事實上，種種營私舞弊的現象屢屢發生。他們利用掌握的權力，尋找一切機會攫取額外私利。例如，諸王貝勒（太宗的兄弟子侄）每當出征，總是私帶家中的僕人或其他「閒散無甲之人」冒充兵士【清制，稱入伍當兵的為「披甲」，即戰士；沒有入伍的稱「無甲」。】，私令隨征。目的是讓他們在戰爭中為自己多搶奪財物，倘若立功，亦可冒領賞賜。上行下效，像牛錄章京等下級軍官也仿效此法，企圖多得戰利品。在征戰中掠取的物品，如馬匹、金銀等物只上繳一部分，另一部分隱瞞不報，留於個人之手。

　　甚至將部分降民也私留起來，作為自己家中的奴僕，也有的私娶降民中年輕貌美的女子為妻，等等。這些違禁現象任其蔓延，就會助長貪得無厭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勢必帶來嚴重後果，以致從經濟到政治都造成危害，同時，也會直接削弱太宗的權威。太宗看到問題的嚴重性，給予很大的注意。每次出征前，他都講清紀律，歸來後，都要進行總結，讓下邊揭發各種違紀的事實。一經發現，即嚴肅處理，輕者當眾訓斥，重者鞭打，直到革職。但一般都採取罰款退贓的辦法，使之在經濟上不但占不到便宜，還得交出自己的私產來補償所犯的過錯。凡是違犯上述一例的，必須將征戰中奪得的一切東西如數交出，另根據過錯輕重，再罰以數目不等的銀兩、馬匹等，如已得到賞賜而後被揭發作弊的，其賞賜也必須如數繳回【《清太宗實錄》，卷36，20~43頁。】。滿洲、蒙古、漢官這批新老權貴都以多得財物為榮，最怕自己的財產受損失。太宗抓住這一點，在處罰時首先給予經濟上制裁，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擊了權貴們的氣焰，起到了抑制其特權進一步發展的作用。

　　經過太宗不斷從思想上訓誡，在政策上嚴格貫徹有關規定，權貴們不得不有所收斂，因而上述現象逐年減少，這就保證了內部的上下一致，樹立為國效力的風氣。

　　二、秉公執法立權威

　　清太宗即位之初，地位並不那麼穩固，國家權力尚未達到高度集中，而是分散在宗室貴族手中。他們或玩忽職守，或隨意違法妄為，有的甚至敢於向君主挑戰。太宗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打擊這股輕視甚至目無君主的分散勢力，他就坐不住金鑾殿。經過多年努力，採取各種措施，他的權威才得以牢固地樹立起來。他的制勝法寶就是制定法令，秉公執法，不分上下貴賤、內親外戚，一切依法行事。

　　清太宗即位後的頭幾年，主要精力用在征朝鮮、伐明朝，沒來得及完善法律。到天聰五年（1631年），太宗闡述了他的法制思想，同時公佈了一些法律規定。他說：「國家立法，不遺貴戚，斟酌罰鍰以示懲儆。凡諸貝勒審理、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罪、贖罪及不奉諭旨私遣人與外國交易，或怠忽職守，或擅取民間財物馬匹、或將本旗女子不行報部短價收納在家者，均罰銀二百兩。」【《東華錄》，天聰五年七月。】以上規定，既包括諸王貝勒審斷案件出現的差錯，也包括他們自身違法都受懲處兩個方面。清太宗經常懲治的是臨陣敗走、酗酒妄為、行獵不能約束整齊三件過錯，有違犯其中一條的，都判以重刑，其餘諸事都可從寬處理。

　　崇德年間，他強調懲治觸犯這三條的人，是針對諸王貝勒而發的，不能不說這是壓抑王權，提高皇權的措施【《清太宗實錄》，卷46，25頁。】。他還提出了執法的指導原則和審案的具體方法。這就是「聽訟務持其平，讞獄務得其實。爾諸臣審理訟獄，于兩造所陳，當速集見證鞫問，庶有實據。若遲緩取供聽彼潛相屬托，支飾避罪則審判安得公平？自今以後，不先取見證口供，致事有冤抑者，既按事之大小坐罪審事官。」【《清太宗實錄》，卷9，14頁。】執法必須公平，不得偏私，審案判罪，貴在有真憑實據。審訊時要對犯罪者與告發者的口供迅速取證，如果遲遲不取，只聽掩飾避罪的口供，或只聽信犯罪者暗地托人說情，審判就不會公平。此後，如不先取證只聽信口供，致使有遭冤枉的，按其情節輕重，處罰審判官。

　　清太宗親自制定法令，自然地他就成為法制意志的最高體現者。有了法律這個準繩，他就可以監督諸王貝勒及群臣的言行，使他們都處於皇權的控制之下。雖然太宗明確立法，但過慣了部落生活，又掌握了很大權力的諸王貝勒並不完全把這些法令放在心上，每每藐視法制，任意妄為。太祖去世前曾立下遺言，其中談到法制，說：「國家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爾八固山（八旗旗主）繼我之後，亦如是，嚴法度，以效信賞必罰。」他規定一條原則：「賞不計讎（仇），罰不避親，如是，明功賞，嚴法令，推己愛人，鋤強扶弱。」【《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10~12頁。】太宗遵循父親的遺訓，對違犯法令的人特別是諸王貝勒，從不放過，一律按法令處置。崇德二年（1637年）六月，太宗總結征朝鮮及皮島之役，「王以下，諸將以上，多違法妄行，命法司分別議罪。」【《清太宗實錄》，卷36，20頁。】

　　經刑部審議，認定自禮親王代善以下共計六十四人犯有各種程度不同的過失。這些過失概括起來，有私攜無甲之人冒名頂替從軍、縱士兵搶掠、私娶降民婦女、不聽從軍令擅自行動、私匿繳獲的戰利品、戰鬥中畏縮不前致使兵士損傷，等等。根據過失輕重，分別判處死刑者二十四人，撤職十三人，鞭刑五人，罰銀者二十二人（有的既受鞭刑又罰銀，還有的既革職又罰銀）。這些受處罰的人當中，有太宗的兒子、哥哥、弟弟、侄兒、額駙（即駙馬）等，皇親國戚約占四分之一，將官一級的約占三分之一。因為代善的爵位最高，他被列為犯法者第一人，刑部給予革去親王爵位、罰銀一千兩的嚴厲處分。

　　其他如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貝勒豪格、固山貝子篇古、和托等一班宗室勳戚，也分別處以革除爵位、罰銀。以下固山額真、梅勒章京、兵部承政等高級將領同樣依法處分。皇太極從爭取人心，為他繼續使用這些人考慮，大多給以從輕處理。原判死刑的二十四人赦免十九人，處以罰銀的，也逐一減少數目。代善等諸王貝勒也免去革爵的處分。太宗從寬發落，絲毫不減少處分的意義。他把違法者的罪狀都公之於眾，上下皆知某某犯法，罪狀都記錄在案，既讓臣下互相監督，又使本人警惕，從中吸取教訓，日後不再重犯或少犯類似的過錯。這樣做，諸王貝勒群臣無不心悅誠服【《清太宗實錄》，卷36，20~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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