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58)_學達書庫

五八

　　太宗看了奏報，十分興奮。為此，他帶諸貝勒大臣出瀋陽城遠迎凱旋大軍。九月五日，他渡過遼河，當晚抵陽石木河岸駐營，第二天，在這裡舉行了盛大而莊嚴的歡迎儀式：太宗領諸貝勒大臣與凱旋歸來的多爾袞等將領，在新築的壇上設黃案，焚香拜天，然後回到御座，多爾袞等舉案獻傳國玉璽，由正黃旗大臣納穆泰、鑲黃旗大臣圖爾格接過，群臣一齊跪下。太宗的帳篷前黃案上擺著香爐，數支香放出縷縷青煙，輕盈盈地飄向天空。太宗從兩大臣手捧的幾案上接過玉璽，雙手捧著，率眾再向「天」跪拜行禮。

　　這一套神乎其神的儀式舉行完畢，出征將領依次與太宗行見面禮。繼之是額哲率察哈爾諸大臣遠遠跪拜，稍前再拜一次，再到太宗面前跪拜，行滿族的抱見禮。最後是宴會，氣氛由莊嚴、肅穆轉為輕鬆、歡快。宴後，太宗賞賜額哲極為豐厚，還把自己的女兒固倫公主許配他為妻。第二年，額哲被首批封為外藩親王，「位冠四十五旗貝勒之上」【福格：《聽雨叢談》，卷2，「蒙古」。】。跟額哲一塊歸附的大小首領數百人，也給予數量繁多的各種賞賜。

　　太宗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實則是接受察哈爾部歸服的受降儀式。昔日為敵近二十年的察哈爾舉國歸降，實為重大歷史事件。太宗莊嚴接受歷代傳國玉璽，不僅象徵著他已成為蒙古的合法統治者，而且是「一統萬年之端也」【《皇朝開國方略》，卷20。】。從此，更加堅信「天命」已歸後金，這種信念無疑增強了他們的進取精神，去奪取新的勝利。

　　三、漠南蒙古歸一統

　　清太宗三次用兵察哈爾，實際上是對漠南蒙古的統一戰爭。徹底孤立、眾叛親離的林丹汗不敢交鋒，聞風就逃，直至敗歿於萬里他鄉。強大的察哈爾部滅亡，統一的障礙頓時消除，在廣闊的漠南蒙古不再存有與後金為敵的對手了。於是，分裂的漠南蒙古重新獲得統一，歸服于後金政權的管轄之下。

　　歷史證明，單靠軍事征服和鎮壓並不是真正的統一。太宗從一開始就避免單純使用武力，他也不滿足於以前僅僅依靠的會盟儀式和誓言，而是用法律、制度來約束蒙古諸部，行使他的中央集權。天聰三年（1629年）正月，太宗敕諭歸順的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悉遵我國制」【《東華錄》，天聰三年正月。】。把後金的政治制度陸續向歸服的蒙古各部推行，使之政治上整齊劃一，這是實現政治上統一的一項重要內容。

　　天聰八年，太宗利用外藩蒙古來瀋陽朝賀元旦的機會，進一步提出：「不遵我國制度者俱罪之。」【《東華錄》，天聰八年正月。】他深知「蒙古諸部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因此，他具體地幫助他們制定法律條文，不斷充實法律的內容。例如，他規定：凡蒙古王公貴族奪有夫之婦，配予他人的，罰五十匹馬、五十峰駱駝；娶納此婦者，罰七九之數給原夫；凡奸拐有夫之婦逃離本主者，男女俱論死，家產給原夫。各貝勒王公不查處，罰馬五十匹、駱駝五峰【《東華錄》，天聰八年正月。】。

　　軍事上為適應戰爭的需要，制定了更為細緻的條文。天聰三年三月，太宗遣阿什達爾漢出使各歸順的蒙古部落，申定軍令：「爾等既皆歸順，凡遇出師期約，宜各踴躍爭赴，協力從心……我兵若征察哈爾，凡管旗事務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罰馬百、駝十，遲三日不至約會之地者，罰馬十；我軍入敵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罰馬百、駝十。若往征明國，每旗大貝勒各一員、台吉各二員，以精壯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千、駝百，遲三日不至約會之地者，罰馬十；我軍入敵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罰馬千、駝百。於相約之地，則行擄掠者，罰馬百、駝十。」【《清太宗實錄》，卷5，11頁。】

　　最重的處罰，是處以死刑。只有對叛變者才實行這種懲處。天聰八年五月，科爾沁部噶爾珠、塞特爾、海賴、布顏代等幾個頭目詭稱往索倫部取貢賦，率本部眾叛逃。太宗根據「法律所載，叛者必誅」的規定，指令土謝圖濟農遣兵追捕斬首。他執行了這一命令，將他們捕獲後斬首【《東華錄》，天聰八年五月。】。十月，太宗派阿什達爾漢等到外藩蒙古各部落宣佈「欽定法令」【《東華錄》，天聰八年十月。】。雖然文獻沒有詳載這個法令的具體條文，但可以肯定，它包括了上述幾個方面的內容。

　　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命內弘文院大學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門承政尼堪，會同都察院承政、國舅阿什達爾漢，蒙古衙門承政、塔布囊達雅齊前往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等地，清查戶口，編制牛錄，會同外藩蒙古王公一起審罪犯，頒佈法律，禁止奸盜【《清太宗實錄》，卷31，16頁。】。太宗還經常派大臣到蒙古各地視察和處理蒙古事務，監督各王公貴族執行中央政令的情況，充分行使國家主權。法律、政令是國家權力的體現。太宗以法令加以約束，從而保證了對蒙古的政治上的統一。

　　長期以來，漠南蒙古內亂不已，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各部蒙古貴族相互爭奪牧場、居民和財富。太宗洞悉這種情況，決定嚴格劃定各部牧地疆界，分定人口，從根本上消除紛爭，維護中央的集中與統一。天聰八年十月，阿什達爾漢、達雅齊兩人奉命前往蒙古，在碩翁科爾地方，會同各部落管事大小諸貝勒，「分劃牧地」，「分給蒙古諸貝勒」。分定之後，嚴禁各部互相兼併、爭奪，規定如有越過別人的疆界，「坐以侵犯之罪」。至於往來駐牧，必須彼此會齊，同時移動，不許零亂參差不齊。

　　疆界劃分後，又「分定地方戶口之數」：正黃旗二千戶、鑲黃旗六百戶、正紅旗八百二十戶、鑲紅旗八百三十戶、鑲藍旗六百七十戶、正白旗六百四十戶、鑲白旗七百戶、正藍旗七百戶、敖漢一千八百戶、奈曼一千四百戶、巴林塞特爾八百戶、滿珠習禮八百戶、達爾漢巴圖魯、土巴二千四百五十戶、內齊、土巴濟農二千戶、四子部落土門達爾漢二千戶、塔賴達爾漢、車根塞冷三千戶、杜棱濟農二千戶、東戴青二千戶，共計二萬五千二百餘戶。最後，會審有關出征違令或犯有其他罪過的蒙古貝勒，一一定罪處理，經太宗審核，本著「外藩從寬」的原則，都從輕處分【《清太宗實錄》，卷21，2~6頁。】。

　　太宗加強對蒙古的統治，另一項重要的措施，是在組織上，仿照滿洲八旗制，編立蒙古八旗。努爾哈赤時期，參加後金政權的無論是蒙古人，還是漢人都比較少，尚無必要單獨立旗，他們分別被編為牛錄，隸屬于滿洲八旗之中。太宗即位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隨著蒙古人歸附後金日見增多，蒙古牛錄進一步擴大，進而編為蒙古旗。編旗的具體時間尚不清楚，但《清太宗實錄》天聰三年已有關於蒙古二旗的記載。這一年，太宗率大軍進關伐明，除滿洲八旗，還有「蒙古二旗」參加了這次軍事遠征【《清太宗實錄》，卷5，38頁。】。由此可知，天聰三年，或稍前，已經成立了蒙古二旗，當時稱為「蒙古右營」和「蒙古左營」。天聰八年，將蒙古右營改稱為「右翼兵」，左營為「左翼兵」【《清太宗實錄》，卷18，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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