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44)_學達書庫

四四

　　和談中斷了將近兩年。到天聰三年（1629年）正月，太宗主動給袁崇煥寫信，提出恢復和談，他在信中就征朝鮮的事作了解釋，希望不要因為朝鮮問題而誤了兩國大事。為表示誠意，太宗作了一個重大讓步：去掉天聰年號，奉明朝為正朔，只書寫「己巳年」（即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

　　到了四月，袁崇煥才覆信，信寫得極簡單，不提議和的條件，只含糊地聲稱：和也有「道」，「非一言可定也」【《滿洲秘檔》，「袁崇煥覆議和書」。】。太宗馬上回信，說明和好之「道」的四項條件。（一）令滿漢人因戰亂離散的，應歸於一處合居；（二）劃定國界，明以大淩河為界，後金以三岔河為界；（三）明朝給鑄大金國汗印；（四）明朝納講和禮物數目可以重新考慮。太宗派了一個叫白喇嘛和另外幾個人持書前往寧遠，去了很長時間，不見回來。聽明朝逃來的人說，白喇嘛等已被扣留。太宗於六月間連續兩次寫信，要求袁崇煥迅速放人，以七月五日為限，如不見人回來，便認定袁有意扣留。果然，到限期前，白喇嘛等回到瀋陽，還帶來袁的兩封信。其中一封談到，原遼東人逃到遼西，其先人墳墓均在你占的一方土地上，他們能不思念嗎？你的想法脫離實際，我不敢向朝廷報告。禮物事，只要修好，可以答應你的要求，至於鑄印封典，不是一句話就能決定下來的。另一封信只是解釋使者遲歸的原因，沒有實質性的內容。

　　這兩封信使太宗很氣憤，他立即答覆，就遼東人墳墓事，斥責袁的本意仍在圖謀奪取遼東，堅決予以拒絕。更使他惱火的是，二三年來，他給袁崇煥及明朝的信件，提出的和談條件，袁都沒有向朝廷報告，使他始終不得派使臣去北京面謁明朝皇帝。他寫道：你這種做法，「較大遼之欺金，殆有甚焉。」最後，他強硬地表示：事情既然如此，「我豈能強令和好乎？」【《滿洲秘檔》，「太宗再答袁崇煥書」。】

　　袁崇煥覆信，答覆說：「你如誠心，我豈能騙人？你如實心，我豈能虛偽？一代興亡，都是天意所定，豈能欺騙虛偽所為？但是，十年爭戰（按：1619年薩爾滸戰役到1629年正好是十年。），今天想一朝解決，即使能力再大，也非三四人所能決定，又非三兩句話就能結束。總之，都取決於皇上明斷罷了。」【《滿洲秘檔》，「袁崇煥再複書」。】談了這麼久的和平，結果又都推到朝廷方面去了。

　　這也難怪袁崇煥。起初，他主持議和並沒有報告朝廷。他的本意，是以議和為緩兵之計，爭取時間，以加強關外寧錦等重鎮的防禦。不久，他將議和的事奏報朝廷，熹宗曾表示同意。但很多朝臣反對議和，認為是重蹈宋金議和的覆轍。因此熹宗又改變主意，屢次下達旨意，不准議和。說：「邊疆以防禦為正，款事不可輕議。」【《明熹宗實錄》，天啟六年十二月。】袁則堅持議和，反復說明他的策略。當太宗進兵朝鮮，群臣紛紛彈劾袁崇煥，說後金敢於入侵朝鮮，是「和議所致」。袁不服，上書辯解：「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裡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得所食？錦州、中左、大淩三城，修城必不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退，是棄垂成立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裡外，金湯益固矣。」【《明史》，卷259，「袁崇煥傳」。】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袁崇煥議和的真實意圖。經此辯解，熹宗表示諒解。不難看出，從明朝方面來說，議和一開始，就毫無誠意可言，它對後金所提議和條件，一是敷衍，二是拖延。凡太宗的信件都被袁扣壓，不上奏朝廷。因為不是真和，也就沒有必要把對方的要求轉報朝廷。

　　崇禎即位後，袁崇煥提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的戰略【《明史》，卷259，「袁崇煥傳」。】。議和作為一種策略，崇禎並不反對。他說：「朕思講和不過是羈縻之術，質不是長策，如須要嚴兵固守，不然就與他戰。」【《明清史料》，甲編。】一句話，議和是明朝對後金戰守的一種輔助手段。後來，崇禎連這個策略手段也不要了，指示：「逆奴罪在必殲，屢諭嚴拒，不許接遞片字。」【《明清史料》，甲編。】極力反對議和。

　　從後金方面來說，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毫無誠意議和。經過群臣討論，太宗認識到，和談對後金有利，它不只是個權宜之計，而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他要通過和談，穩定局勢，取得足夠的時間，來鞏固和積蓄自己的力量。如達成協議，從明朝獲取大量物資財富，就會有助於增強後金的國力，一旦時機成熟，他便撕毀協議，興兵伐明，一舉成功。這就是以和談的手段來達到「自固」的戰略目標。因此太宗和談的心情尤為迫切，也顯得心誠意堅。為了誘使明朝上鉤，他一再讓步，明確表示，他可以去天聰年號，奉明朝為正朔，接受封典，講和禮物從減，等等。他只堅持一個條件，即保留他的遼東地盤，餘無他求。

　　但是，明朝不是北宋，它始終以宋金議和為戒，決不上太宗的當。結果，談了三年，雙方信使往來十余次，信件交換頻繁，毫無點滴進展。儘管如此，太宗一直把和談當作一面旗幟高舉著，一面進行戰爭，一面要求明朝與他和談。明朝越是不理睬，他越是高唱和談，表明他伐明是不得已之舉，以爭取政治上主動，取得社會輿論的同情與支持。自袁崇煥死後，崇禎下令，有敢言和者死。從此，再也沒有人敢談論議和的事。到了崇禎末期，明朝亡在旦夕，他們才不得不找上門去，要求與清議和，但為時已晚。清朝的力量已變得空前強大，它無須在一個行將崩潰的政權身上多費唇舌。

　　3.4，朝鮮結盟

　　一、「兄弟」之盟

　　朝鮮是中國的近鄰，自古就結成了極為友好的關係。數千年間，不管兩國的歷代王朝如何更迭，都不曾改變彼此間的聯繫，加上兩國山水貫通，這種天然的與歷史的淵源，就使兩國真正成為唇齒相依的兄弟之邦。明朝建立後，李氏朝鮮同中國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萬曆年間，中朝聯合作戰，才制止了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此役發生在壬辰年（1592年），故史稱壬辰戰爭。從此這兩個國家更加友好，更加親近。可以說，在努爾哈赤起兵前後，中朝間不存在任何爭端問題。

　　到了明中葉以後，建州女真興起，逐漸發展成為一方強大的割據勢力，同明朝展開了頻繁的、規模越來越大的戰爭。處在後金與明朝兩強之間的朝鮮，十分為難。由於朝鮮與明朝長期交好，同時它也受到了努爾哈赤的一些騷擾，所以朝鮮在明與後金的鬥爭中，堅定不移地站到明朝一邊。它完全贊成和執行明對後金的一系列政策，還從軍事、經濟上給明朝以力所能及的支持。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三年，1619年），明朝發動四路大軍進攻後金，朝鮮派兵前往助戰。明朝慘敗，全部朝鮮兵包括它的都元帥姜弘立等將官都投降了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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