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42)_學達書庫

四二

　　太宗比他父親更深刻地看到了局勢的嚴重性和所處環境的險惡。他父親活著的時候，主要靠強悍的八旗兵東征西討來實現他的雄心壯志。但太宗認識到，單靠「以力服人」即軍事手段未必全部奏效，他要使「人心悅誠服」，除了必要的軍事征討，還要靠政策，從政治上、策略上解決問題。

　　因此，他即位後，和諸貝勒大臣、漢官們深入地討論了後金、明朝、蒙古、朝鮮的形勢，聽取他們陳述的各種政見。天聰二年（1628年），八月，有一份佚名奏本，很有代表性，它深刻地分析了後金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奏本從分析形勢入手，寫道：兵法說得好：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首先應當瞭解各個方面的「大勢大局」。那麼，南朝（指明朝）是什麼形勢呢？「西夷」（指蒙古）是什麼形勢？朝鮮是什麼形勢？我國又是什麼形勢呢？現在面臨的形勢如何？而將來的形勢又怎樣發展？如何行動才算得策？如何行動為失計？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是「圖霸制勝」的一個關鍵問題。

　　接著，奏本詳細分析了明朝內部的形勢，說：南朝已經歷了二百六七十年，它變得武弱文強，弊病叢生，上下欺騙，賄賂公行，到萬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國家紀綱嚴重敗壞。先皇帝（指努爾哈赤）席捲遼河以東，已成破竹之勢，但舉足不前，中止征伐，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萬曆之後，泰昌（明光宗）繼位才一個月，便傳給天啟（明熹宗），在位僅七年，如今崇禎（明毅宗）剛嗣位，此人賢否，還不得而知，而寧遠前線的軍事態勢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財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國之力傾注於一隅之地，還是很充裕的。論野地浪戰，南朝則不如我國，而死守城池，我兵卻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國屢次進征，屢次不得長驅直入，令人憤恨不已。我以為時間未到，不能強求；機會來臨，不可失掉。我國對南朝的方針大計，惟有「講和與自固二策而已」。

　　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訓，但賄賂的積習難以消除，時間一久，它就會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頹勢之中。等待我國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強大，那時再乘機進攻，破竹長驅，天下可以傳檄而定。這就是兵法上說的「卑驕利誘之術」。再有一策，我國努力修明政治，開墾土地，息兵養民，舉賢任才，不慕虛名，只求實力。這是最為要緊的一著，即「自固」的上策。況且南朝文官武將，季季更換，年年變遷，它的宰輔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權達變，其科、道官員不懂軍事而紙上談兵，以為邊官無功，統統罷官，雖「師老財匱」，卻頻頻催促進兵。那時，我國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一擊十。這實在是計出萬全之策啊！

　　奏本還談到了對蒙古的政策，認為它「素無紀綱，無大志」，不過是貪圖小惠小利，只要「善為之撫馭可也」。談到朝鮮時，認為它僻處海隅，沒什麼財富，君臣之間，拘拘守禮。因此，後金可以與它交往，或先放置一邊為上策【以上原文見國立中央研究院輯：《明清史料》甲編首本第一本，48頁。】。

　　這道奏疏，洋洋數千言，議論滔滔，縱橫古今，把問題論述得十分明晰透徹。讀其文本，奏議者不僅熟知歷史典故，對明朝內情也了如指掌。雖為佚名之奏，也可斷定必出自漢官。歸納他的建議，這就是對明朝採取和談與自固二策；對蒙古不宜過多用兵，應取「撫馭」之策；對朝鮮亦取交往或置而不論。對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對明最為重要，關係到全域和後金的勝敗存亡。

　　努爾哈赤時，對明朝只有軍事進攻，沒有進行和談，也沒有明確提出「自固」的問題。這個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談」，是一個策略，在和談的掩蓋下，爭取時間，在各個方面加強自己，鞏固在遼沈的根據地，迅速富國強兵，就是「自固」。同時，利用和談，裝出卑下的姿態，麻痹明朝，促使其內部不攻自亂。時機一到，便「破竹長驅」，天下可定。老謀深算的漢官範文程和寧完我、馬國柱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他說：「伐明之策，宜先以書議和，俟彼不從，執以為辭，乘釁而入，可以得志。」【《清史稿》，卷3，「清太宗本紀」，39頁。】他和佚名奏本稍有不同的是，主張不能放棄軍事進攻，要邊談邊打，以攻為守。

　　清太宗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確定了和談的方針，並同時使用軍事力量，對明展開了積極地進攻。另方面，他採取各種措施，改進後金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將和談與自固結合起來，伴之以軍事進攻，以求實現其政治抱負，這可以說是太宗作出的方針大計。他在位十七年，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指導原則。到天聰九年，形勢的發展變得對後金十分有利，許多漢官紛紛倡言，力主直取燕京，但太宗不為所動。他說：「朕豈不願成大業，而專以游畋為樂耶？但圖大事，須相機順時而動，今察哈爾蒙古，皆新來歸附，降眾未及撫綏，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而輕於出師，其何以克成大業？」又說：「朕反復思維，將來我國既定之後，大兵一舉，彼明主若棄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圍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請和，其許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許，而彼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應作何安輯？我國貝勒等皆以貪得為心，應作何禁止？此朕之時為厪念者也。」他指令高鴻中、鮑承先、寧完我、範文程等討論，將結果報告給他【《清太宗實錄》，卷22，22~23頁。】。太宗作為一個政治家，善於摘取臣下的合理建議，同時又使自己站得更高些，看得更遠些，不管在什麼形勢下，都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這正是他獲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無誠意的和談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爾哈赤去世，各友好國家紛紛派使者前往瀋陽弔唁。十月，明朝甯遠巡撫袁崇煥也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鎦南木座）等三十四人來為努爾哈赤弔喪，並祝賀新君皇太極即位。這個舉動，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後金與明一直處於交戰狀態，雙方並無吊死問疾的交誼。原來，袁崇煥此舉卻別有打算。自從他守寧遠擊敗後金兵，深受朝廷信任，累次升遷。這時，朝廷廢除經略，把山海關內外的防務全數交給他負責。他一意要恢復關外失地，很想探聽後金的虛實。正好努爾哈赤去世、太宗即位給他提供了一個機會。所以，他名為弔唁，實則是借機刺探後金內部軍政情報。太宗也有清醒的頭腦，他完全明白袁崇煥的意圖，便來個將計就計，對這些來客熱情地款待，處處表現大方，財用豐盛。

　　這時，恰好大貝勒代善出征喀爾喀紮魯特部落凱旋歸來，太宗有意要讓明使觀看他的軍容之盛，邀請他們隨同他出迎十五裡，閱示勝利戰果，還賞給李喇嘛一峰駱駝，五匹馬、二十八隻羊。傅有爵一行在瀋陽住了將近一個月才走。臨走時，太宗派方吉納、溫塔石帶七個人隨明使去寧遠，回訪袁崇煥，獻上貂、參、銀兩等禮物，另有他的一封信，大意是：你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祝賀新君即位。我豈有他意，你既以禮來，我當以禮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謝。關於兩國和好之事，我父汗往甯遠時，曾給你致書，要求將此信轉達給你們的皇帝，但至今未見答覆。你們如對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兩國和好，我才考慮表示我的態度【《清太宗實錄》，卷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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