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41)_學達書庫

四一

　　不難看出，太宗對國家機構尚未作大的變動，只是又增加了執政人員，把一部分新人吸收到上層統治的核心，擴大了政權的基礎。所任命的大臣仍沒有漢人參加。但是，太宗是個傾心于漢族文化的人，他非常注意、十分重視學習漢族的政治經驗。在對國家機構進行大改革時，要求他的諸貝勒大臣「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高鴻中陳刑部事宜奏」。】，仿照明政府制度，設置國家各級機構。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太宗設文館，命儒臣分兩班：

　　巴克什達海和剛林等翻譯漢文典籍；巴克什庫爾纏和吳巴什等記注本朝政事【《東華錄》，天聰三年四月。】。巴克什是對文臣的通稱，後改稱筆帖式，滿語叫筆特赫達式。太宗優先設置文館，給它規定了兩項職能，一是通過翻譯漢文典籍，借鑒漢族的政治經驗；一是記注本朝政事，目的是總結他執政的得失。這些都為他推進各項改革做思想和政治上的準備。實際上，文館成了他改革的諮詢機關，任職的大臣便做了他的顧問。

　　天聰十年（1636年）三月，改文館為內三院：內國史院，負責記錄起居、撰擬詔令、編纂史書、慶賀表文、纂修實錄，冊擬功臣誥命等。內秘書院，負責撰寫外藩往來書信、記錄各衙門的奏疏及代汗起草對各官的指令。內弘文院，專門負責注釋歷代行事的好與壞、給皇帝講經注史、頒佈制度等【《東華錄》，天聰十年三月；又阮葵生：《茶餘客話》，卷1，「內三院」，中華書局，1960年版。】。

　　是年六月（從四月起，改為崇德元年），更定內三院官制：內國史院設大學士一人、學士二人；內秘書院大學士二人、學士一人；內弘文院大學士一人、學士二人【《東華錄》，崇德元年五月。】。這些大學士、學士分別由滿人、漢人、蒙古人擔任。這是清代設大學士之始。清沿明制，不設宰相，而代之以大學士。大學士的權力很大，直接參加議定國家軍政大計，掌握國家機密。內三院的設置實際上已取代了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體制。

　　繼設文館之後，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太宗按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行政組織，設立六部，使國家機構趨於完善。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每部以一名貝勒總理部務，其下設滿承政二員、蒙古承政一員、漢承政一員，承政之下各設參政八員，惟有工部參政設滿人八員、蒙古二員、漢人二員。各部均設啟心郎一員。做具體事務的官員筆帖式，各部「酌量事務繁簡補授」【《東華錄》，天聰五年七月。】。設立六部，明確了分工，提高了辦事效率。這六部雖由貝勒主持，但他們必須對汗（皇帝）負責，這就加強了中央集權。崇德元年五月，太宗又設立都察院，與三院六部不相屬，獨立行使監察各部的職權。太宗授予該部院以很大的權力，上自皇帝、諸王貝勒，下至各部臣都可以勸諫、彈劾、糾察。

　　他指示都察院的官員說：「朕如奢侈無度、誤殺功臣，或者逸樂畋獵、荒耽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拋棄忠良人任用奸詐、升遷官員不當，你們要直說，勸諫無隱。諸貝勒若果廢棄事業，偷安為樂，或朝會時輕慢懈怠，部臣隱瞞不報，你們要指名參奏。六部斷事不公及審獄遲緩，你們也要察明向朕報告。明朝弊政，在你們這樣的衙門往往成為賄賂之所，你們務須互相防備檢查。除了挾私仇誣告好人外，凡你們所奏，說得對的，朕立即批准照辦；說得不對的，朕也不加罪你們。」【《東華錄》，崇德元年五月。】

　　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設理藩院。它的前身是蒙古衙門。此機構專門負責蒙古方面的事務。這樣，經過幾年的改革、充實，便形成了內三院、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一套完整的官制，合稱三院八衙門。就在這年，根據大學士範文程、希福、剛林等人建議、太宗進一步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門官制：每個衙門設滿人承政一員，以下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啟心郎、主事等官，以滿、漢、蒙古人參差充任。

　　很明顯，上述一系列機構是仿照明制建立起來的。從一定範圍講，它們是明朝官制的翻版。但它和明制又不盡相同。後金是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有本民族的創造，某些機構和名稱又為明朝所沒有，因而該政權的官制具有民族的特點。它吸收了大批漢官和蒙古人參加執政，這對努爾哈赤那時排斥漢人參政是一個大的突破，因而又具有滿蒙漢貴族地主聯合主政的性質。太宗對國家機構和體制的大幅度的改革，主要是在漢官們的建議和幫助下實現的，它是太宗實行封建化的重大成果，標誌著這個政權在政治上完成了向封建國家的過渡。

　　3.3，宏圖遠略

　　一、決定大計

　　清太宗即位不久，在漢官們的幫助下，制定了進取的戰略方針。

　　後金進入了遼沈地區，經數年征討，疆土日益擴大，東南至鴨綠江，與朝鮮相鄰；北至嫩江，與蒙古接壤；西過遼河，與明朝相峙。後金正好處於這三股勢力的包圍之中。努爾哈赤遷都遼陽時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危險的形勢。當時他把明朝當成主要的「敵國」，視蒙古、朝鮮為「內顧之憂」【《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2頁。】。為了征明的需要，他不惜「一時之勞」，「惟遠大是圖」【《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3頁。】，他圖謀的遠大目標就是奪取明朝的天下。因此他堅持把都城從赫圖阿拉遷到遼陽，再遷瀋陽。他認為「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爾鼻（遼寧彰武）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6頁。】努爾哈赤看出了明朝、蒙古、朝鮮是他實現大業的障礙，而把明朝當成他的最主要的對手，明確表示要把對明的征討進行到底。這些見解和大膽實踐，表現了努爾哈赤具有戰略家的目光。但他只是勾畫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尚缺乏細緻的描繪，尤其缺乏實現其戰略目標的具體方針策略。

　　努爾哈赤的繼承者清太宗，無論是對形勢的估計，還是所採取的策略，對努爾哈赤的事業都有所發展。有一次，太宗帶諸貝勒去看望他的哥哥代善，道出了他對整個形勢的基本估量。他說：「皇考收服諸國，創立基業，留給了我們。如今，漢人、蒙古、朝鮮四境逼處，都與我對立，而且哪個國家不被我征討？天下之人誰不在圖謀我們呢！所以我們要努力圖強，勉勤國政。」【《東華錄》，天聰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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