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37)_學達書庫

三七

　　太宗針對人心不穩、漢人大批逃亡的現實，把「安民」的著重點放在安撫漢人上。他宣佈「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清太宗實錄》，卷1，10頁。】他表示對待「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體」，「譬諸五味，調劑貴得其宜。若滿洲庇護滿洲，蒙古庇護蒙古，漢官庇護漢人，是猶鹹苦酸辛之不得其和。」【《東華錄》，崇德三年七月；《清太宗實錄》，卷42，12頁。】他採取具體步驟，從多方面來改善漢人的政治、經濟狀況，調和滿、漢之間的矛盾。

　　實行「編戶為民」的政策，解放奴隸，恢復漢族奴隸的「民戶」地位。努爾哈赤統治遼東時期，將大批個體的漢族農民變為農奴，以供滿族貴族任意驅使，他規定滿、漢人合居一處，要同住、同食、同耕。這對於打破民族隔閡，不無好處。但是，應該看到，由於滿族是一個統治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處於優越地位，因而與之「三同」的漢族人民必然受其欺淩與壓迫。例如，他們任意索取漢人的財物，用漢人的牛車，強令漢人為他們運糧草等。

　　另一方面，把漢人編入農奴制的拖克索（莊），規定漢人每十三個男丁編為一莊，給牛七頭，耕地百日【日，為東北地區計算土地的單位，一日地，合六畝。】，其中八十日供莊丁自身食用，二十日作為官賦。努爾哈赤按滿官品級，每備禦各賜一莊，這些莊丁就成了他們的奴隸，「每被侵擾，多致逃亡」【《清太宗實錄》，卷1，10~11頁。】。太宗果斷地改變前代編漢人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禦只給八個莊丁、兩頭牛，以備使用，其餘的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選擇清正的漢官管轄。這一政策，給相當一部分為奴的漢人恢復了自由身份，成為個體農民。同時，把滿漢人分開，自立一莊，用漢人管理，也就減少或杜絕滿族貴族的直接束縛。這對民族矛盾是個緩和，對生產力是一次解放。

　　努爾哈赤時期，奴隸的主要來源，是從戰爭中俘獲的明兵和掠取的漢族及其他民族百姓。「國初時，俘掠遼沈之民，悉為滿臣奴隸。」【昭梿：《嘯亭雜錄》。】太宗逐步改變這一政策，不再把「降戶」和俘獲的人口降為奴隸，而大量編為民戶，使他們成為獨立進行農業生產的個體農民。例如，後金兵於天聰三年佔領永平、灤州、遵化、遷安四城，令歸順漢民仍照本業，不加掠取為奴。征察哈爾多羅特部，俘獲一萬一千二百人，從中挑出蒙古、漢人一千四百人編為民戶，其餘皆為奴【《清太宗實錄》，卷4，7頁。】。事實表明，在天聰年間，仍有相當部分被俘的人口變為奴隸，但從天聰末年開始，特別是到了崇德時期，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不管是歸降，還是俘虜，除了補充八旗缺額的部分，基本上都編為民戶。

　　天聰八年（1634年）征瓦爾喀，他指示說：「此俘獲之人，不必如前八分均分，當補壯丁不足之旗。」【《東華錄》，天聰八年九月。】天聰九年（1635年）征黑龍江，俘獲人民全部遷來盛京，安置為民戶【《清太宗實錄》，卷23，9頁。】。崇德時，清軍三次進關，總共俘獲人口達八十多萬，基本上都編為民戶了。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錦州戰役中，收降和陣獲大批明朝官兵及其家屬，太宗命挑選一部分壯勇男丁補充名額不足的旗，其餘男女兒童二千余人，發往蓋州（遼寧蓋縣）為民，從事農業生產。太宗實行「編戶為民」的政策產生的積極效果是，它給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農業生產增添了大量勞動力，而且由於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無疑會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給國家足食足兵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重新修訂和頒佈《離主條例》，從法律上給予奴隸、家僕以人身保障，還給他們擺脫奴隸身份提供了機會。所謂「離主」，就是奴隸或奴僕對他的主人有權進行控告，經審訊，情況屬實，主人按律治罪，告發者奴隸或奴僕准許離開，得到自由身份，可以自謀生路。天聰五年重新議定的《離主條例》共六款，包括不准滿族貴族、各級官員擅自殺害自己的奴隸、家僕，不准姦淫屬下的婦女等。這些規定限制了貴族的特權，使奴隸、家僕的生命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

　　放寬「逃人法」。由於不堪忍受民族歧視和奴役，很多被掠來的，或歸降的漢民、漢官不斷逃亡。原來就在當地生活的，也想盡辦法逃離遼東。這不僅嚴重影響農業生產，而且已成為社會騷動不安的因素。努爾哈赤為防止漢人逃亡，制定嚴厲的「逃人法」，凡逃跑的，一經逮住，統統處死。法律嚴苛，卻沒有收到實際效果，反增加了人們的恐懼心理。太宗改變這種做法，把政策一再放寬，宣佈從前有私逃的，或與明朝暗中往來的，事屬已往，雖被檢舉，一概不予追究，今後只對在逃而被輔獲的處死。雖想逃，但未付諸行動的，即使有人揭發，也不論罪。「由是漢官漢民皆大悅，逃者皆止，奸細絕跡。」【《清太宗實錄》，卷1，9頁。】後來，太宗進一步放寬「逃人法」，允許逃走，不治罪，但不許返回。這等於授權給廣大漢民、漢官自己選擇居住地。如果不願在遼東居住，可以投向明朝統治下。但不許再從明朝統治下返回遼東。

　　「安民」重在「養民」，這是太宗所懂得的為君之道。努爾哈赤在世時，也曾強調對漢民、對新歸降的人要加以「恩養」，但那時的形勢和他所推行的政策，不僅養不住人，而且使境內的人成批的逃亡了。太宗即位後，形勢有好轉，主要是他實行的「養民」政策有新的精神。他對歸降的漢人（也包括其他民族）不殺、不辱，一律給予妥善安置，包括分配給土地、房屋、配以妻室。把降人編為民戶即個體的自由民，不再降為奴隸。太宗說：「歸降之地土，即我地土；歸降之民，即我民人」，「皆吾赤子，來歸之後，自當加以恩養」【《清太宗實錄》，卷5，30頁。】。他不厭其煩地向諸貝勒大臣說明「養民」的重要性，他說：「打個比方，養民好比砍樹需用斧頭，宰割則需用刀刃，雖起作用于一時，必須在平日加以恩養。豈有養人而得不到益處呢？我專意關心愛養他們這些新舊來歸的人，每每加以賞賜，目的是招徠更多的人投向我國。今後如果你們不愛養人民，那麼我也不必做什麼事，只好閉門獨處罷了。」【《清太宗實錄》，卷23，36~37頁。】

　　努爾哈赤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政策。太宗改為只對拒戰者不得不殺，被俘者安置為民。在後金同明交戰中，經常俘獲大量的漢族百姓，太宗都把他們安置到各屯堡為民，從事農業生產。對於在戰爭中俘虜的明兵，除少量賞賜各旗有功將官，大部分是由官方統一分到各級將吏那裡撫養，有的配以妻室，使之有家可歸。太宗為使這一政策得以徹底實行，特定出法律，懲辦傷害歸降的漢人的各種犯罪行為：「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強取民物者，計所取之數，倍償其主。」【《清太宗實錄》，卷5，33頁。】有的貝勒大臣不遵法令，他厲聲警告：朕正在招徠人民，而你們竟敢橫行，擾害民人，形同鬼蜮。這種人不誅殺，還能用什麼辦法懲辦？他進一步重申：我國將士向來騷擾遼東民人，因此至今訴苦不息。如今新附人民一切勿得侵擾。若仍像以前那樣肆意騷擾，實為作亂的罪魁禍首，連同其妻一律處死，決不姑息【《東華錄》，天聰七年六月。】！

　　清太宗實行對滿、蒙、漢一視同仁的政策，新、舊降人一視同仁的政策，反映出他勇敢，有氣魄，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和保護了漢族人民的基本利益，鞏固了後金政權，「由是漢人安堵，鹹頌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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