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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正月間,乾隆皇帝下令將因過查抄家產的官員未曾完納部分全行豁免;二月間,又下令增加各直省歲試入學名數。與此同時,歸政恩科會試和嗣皇帝恩科會試也次第舉行。在一切準備工作大致就緒之後,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繼位六十周年之際,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孫、王公大臣于勤政殿,當眾取出當年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面的建儲密旨,宣佈立皇十五子永琰為皇太子,並決定於次年新正舉行傳位大典。十月朔日,頒嘉慶元年時憲書於全國並普免明年全國地丁錢糧。嘉慶元年正月六日,內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與朝鮮、安南、暹羅、廓爾喀等國使臣鹹集太和殿,按班序列。而後,禮部堂官首先至毓慶宮啟請皇太子朝服出宮,恭候乾隆皇帝乘輿至太和殿升坐。

  這時,鼓樂齊鳴,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員皆跪伏殿內,由宣表官員跪宣傳位詔書。而後,大學士二人恭導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座前俯伏跪地,由乾隆皇帝將「皇帝之寶」親授皇太子。嗣皇帝率領群臣再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禮。慶賀禮畢,已經成為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乘輿還宮,接受公主、福晉以及未受封爵的皇孫、皇曾孫、皇玄孫行慶賀禮。

  在此同時,嘉慶皇帝則禦殿登極,接受文武百官朝賀,並派遣禮部官員登上天安門城樓,恭宣太上皇帝傳位詔書及恩赦條款。當年正月初四,按照預定計劃,乾隆皇帝又在甯壽宮、皇極殿舉行了較之乾隆五十年時規模更為盛大的千叟宴。眼見傳位順利,百事如意,千叟宴上,乾隆皇帝即興揮毫作詩,詩雲:「歸禪人應詞罷妍,新正肇慶合開宴。便因皇極初臨日,重舉乾清舊宴年。教孝教忠惟一篤,曰今曰昨又旬延。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謂從此即歇肩。」至此,全國臣民所矚目的授受大典最後完成,乾隆皇帝開始了他的太上皇生活。

  秦漢以後,稱為太上皇者雖然不乏其人,但在不少情況下,都不過是高級囚徒的代名詞。乾隆皇帝繼位之後,為了加強自己的專制統治,苦心孤詣地經營了60年,老來退位,當然不願去作這樣的太上皇。

  因而,早在宣佈傳位之初,他即決定,將那些因為自己年老而不能勝任的祭祀和禮儀活動交由嗣皇帝處理,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則堅決地表示:「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教誨,將來知所稟稱,不至錯誤,豈非國家天下之大慶。」根據他的指示,軍機大臣擬定傳位事宜時,使太上皇的禮儀規格和實際權力都遠遠地超出嗣皇帝之上。按照這些規定,太上皇對人仍然自稱「朕」,太上皇帝諭旨稱為「敕旨」,題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樣,高三格抬寫,嗣皇帝高二格抬寫。太上皇帝生辰稱萬萬壽,嗣皇帝生辰稱萬壽。文武大員進京陛見以及親授道府以上官員離京赴任皆須具折恭請太上皇帝恩訓。而嗣皇帝擁有的權力,不過只是按期舉行祭祀以及經筵、耕耩、大閱、傳臚等禮儀活動而已,而且,還要向太上皇帝奏聞之後始得舉行。

  用太上皇帝的話來說:「朕而歸政,大事還是我辦」(《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十二)。可見,他的傳位並非退位,而只是變親政為「訓政」而已。

  在籌備傳位事宜時,乾隆皇帝已為自己保留了極大的權力,而在傳位大典舉行後的幾年中,他在實際活動中又大大突破了傳位之時作出的種種承諾。其一是居住地址。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時,他即命令修葺甯壽宮作為歸政之後的優遊頤養之所,而在傳位之後,他卻仍然居住於養心殿。為了給自己找理由,他說:「子皇帝初登大寶,用人理政,尚當時加訓誨,何忍即移居甯壽宮,效宋高之自圖安耶。」嘉慶二年時,他又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今即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鹹宜也(《清高宗禦制詩餘集》卷九《新正樂壽堂》)。」

  因為他「寢興六十養心慣」,這樣,已經即位的嘉慶皇帝只好仍然住在毓慶宮。其二,嘉慶改元,全國上下例應統一使用嘉慶新曆,京中寶源、寶泉二局以及各省鑄錢機構也應改鑄嘉慶通寶。但是,在臣下以「一體循用新朔,於心實有所不安」為由呈請宮中仍使用乾隆紀年時,他卻立即表示同意,並將臣下恭進之乾隆六十一年新曆「頒賞內廷皇子、皇孫及曾玄輩並親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愛戴之忱」。因而,一直到他去世時,宮中仍用乾隆年號。在此同時,京中外地之鑄錢機構也是「乾隆、嘉慶年號各半分鑄」。

  對此,太上皇帝也概予批准。第三,更重要的是,在各種國務的處理中,他也沒有遵守傳位時作出的決定。傳位之前,他曾決定給予嗣皇帝以處理各部院衙門和各省題奏本章及任免官員的權力。然而,傳位之後,除了一些不關緊要的題本批答之外,太上皇帝一直將批答奏摺、任免官員的權力牢牢地置於己手。一直到嘉慶三年時,雖然他的眼力已大不如前,「然披閱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嘗稍懈」(《清高宗禦制詩餘集》卷十八《戲題眼鏡》)。總之,在三年太上皇期間,舉凡官員任免、軍務佈置、政治舉措、河工建設、蠲賑事宜等主要事務,太上皇帝無不躬親其事,和歷史上的太上皇帝大不相同的是,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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