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帝宋徽宗(39)

三九

　　第九章　奠九鼎國泰民安

　　童貫回到熙河駐地，已經是崇寧三年的冬天了。他宣讀了皇上賜予大將們的嘉獎令和晉級詔書，發放了各種各樣的犒賞。大將們感受到聖恩浩蕩，但也產生了嚴重的不安。這位童帥並無尺寸之功，胸中也毫無韜略，卻晉升為熙河、秦鳳兩路的安撫制置使、武康軍節度使，而戰功卓著的王厚、高永年等人反而不如他。

　　按照大宋軍制：軍卒身冒矢石而受傷者有賞，這次受傷的有一萬多人，而受賞的卻很少；軍卒陣亡者有褒贈之恩，而現在連姓名也不見了。而童帥身邊的馬夫、雜役、廚師，都冒功而得到破格晉升。更為奇怪的是出現了一批大家都不認識的立大功的人，後來才知道這些人都遠在汴京，是童帥和一些大人物的子弟和親友。

　　軍中傳說皇上特別關懷立有大功的河湟前線的將士，追加了大批裝備和給養，特別是寒衣和糧食。而結果卻令人失望，軍卒們在寒冬中仍然衣不蔽寒，食不果腹。他們在前線是很艱苦的，除了行軍作戰外，還要運輸值勤，修築要塞，加上軍隊中歷來存在的克扣軍餉、貪污行賄、吃空名額、私役軍卒等弊政，使得人心浮動，怨聲四起。於是逃亡的人逐漸增多，有的軍營減員甚至達到半數。當然，童帥自己的生活條件還是優越的，有屬下地方官的孝敬，自己又從汴京帶來大批名酒和食品。皇上還賞賜給他幾名宮廷歌女，說是怕他在前線生活寂寞。

　　次年春天，投順西夏的原吐蕃小王子溪賒羅撒和大酋長多羅巴，引來援軍十萬，攻陷了秦鳳路的鎮戎軍，將全城洗劫一空。又回師進攻湟州，吐蕃族起而響應，燒毀了大通河橋，切斷了河湟地區的軍需物資供應，幸虧湟州知州王亨作戰英勇，守住了城池。溪賒羅撒又引兵逼近宣威城，意在奪取西寧州。西寧州知州兼隴右都護高永年深深陷入困境，他想去救援宣威城，此城是西寧州的屏障，但能救得了嗎？西夏與吐蕃聯軍有十余萬之眾，慣於流動作戰，而他只有一萬餘兵馬，寡不敵眾。過去他手下有二萬精騎，行動迅速，所向無敵。經過二年多血戰，傷亡極大，加上逃亡，現在只剩下八九千精騎了。去年招募別處軍營的逃兵和吐蕃族青年，共計近萬人，但這些人並無戰鬥力，逃兵從別處逃來，也可從這兒逃走。吐蕃族青年因失去家園，生活無著落才想到投軍。他沒有聽從副手劉仲武的勸告，決心親自領兵五千救援宣威城，留下大部分精兵讓劉仲武堅守西寧州。

　　隊伍出了北城門，行進在老爺山山道上。高永年看到軍容不整，缺乏過去那種萬馬奔騰的氣勢。他想起兩年前的春天，與王厚、童貫同遊熙河城郊的情景。當時童貫頗有籠絡之意，但自己認為堂堂大將，深受樞密院使蔡卞的賞識，不願意投靠宦官。記得在《哥舒翰紀功碑》前，自己曾想效法那位突厥名將的榜樣，統兵平定河湟，官封西平郡王。現在看來時勢危急，童帥遲遲不派援軍顯然是伺機報復，坐等自己兵敗後再安上罪名。但他自恃武藝超群，過去在千軍萬馬中，取吐蕃統帥的首級如探囊取物，敵軍一見他的帥旗就聞風喪膽。這次就想憑自己的萬夫不當之勇和這支軍容不整之師擊敗強敵，顯現英雄本色。然而他太過於自信，太麻痹大意了，行軍才三十餘裡，帳下吐蕃族親兵一擁而上，突然將他綁架了，隨即送到多羅巴軍前。

　　多羅巴見到他最痛恨最畏懼的仇人已成為階下囚，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決定在河邊的廣場上用仇人的頭顱祭奠亡靈。他頭戴紫羅氊帽，身穿金線花袍，腰束黃金帶，手下的勇士們身穿虎豹皮衣，婦女們穿紅紅綠綠的服裝，人人都很高興。

　　河邊的篝火越燒越旺，鼙鼓聲震天響，祭奠儀式開始了，蕃民們掛起繡著祖先畫像的大氈，唱著古老的祝捷民歌。多羅巴指著高永年說：「這個人與王厚奪走了我們的家園，使我部族流浪無住所，不可不殺！」高永年英勇不屈，隨即遇害。多羅巴接著率師猛攻西寧州，因劉仲武固守而未能如意。

　　西夏與吐蕃聯軍洗劫鎮戎軍，圍困湟州和宣威城，使得河湟新開的疆土大為震動。皇上和朝廷也很驚慌，急忙下令陝西的涇原、鄜延、環慶三路，各抽調強兵勇將前來援救，才算穩定了局勢。以後看到童貫關於高永年被擒遇難的密報，皇上大為憤怒，立即親筆寫了五路將帥等十八人的姓名，派禦史中丞侯蒙到秦州將他們一一逮捕審問。

　　侯蒙字元功，密州人，進士及第，為政廉能。曾上書勸皇上聽取諫言，節儉安民，力戒內侍和貴戚干預朝政，很受皇上賞識。他見十八名將帥身穿囚服，俯首聽命，只讓他們如實講明情況就算完事。回京後他上奏說：「春秋時秦將孟明幾次兵敗，穆公仍用之不疑，以後才能稱霸。蜀漢時孔明死後，蜀國隨之而亡。現在吐蕃殺一高永年，而我方十八員大將如因此而死，那是自戕肢體，自毀長城。侯蒙查得高永年遇難的原因是童貫按兵不救，十八員將帥入獄，也是由於童貫的密告，想借機逼將帥們聽從指揮，否則就得罪丟官。他沒敢奏明童貫的罪狀，深知這個內侍是皇上最信任的大元帥，如果揭露童貫的陰謀，皇上不會相信，他自己丟官倒是小事，但如救不了十八員將帥則事關國家安危。

　　將帥們被釋出獄後領兵作戰，終於擊潰了西夏與吐蕃的聯軍，河湟轉危為安。童貫卻乘機輕而易舉地取得了陝西五路兵馬的實際指揮權。皇上將全國最精銳的兵馬交給最信得過的大帥指揮，從此完全放了心。最為悲慘的是王厚和高永年，王厚因援兵遲緩，降為郢州防禦使，回內地賦閑，當了童帥的替罪羊。而高永年「輕信蕃兵，坐受執縛」，雖遇難也不得追贈官職，遺孤亦不撫恤。無功者受祿，立功者不賞，立大功者入獄，立卓著功勳者貶官以至「死有餘辜」：這就是童帥執掌陝西五路兵權後的賞罰準則，樹立個人權威的手段。從此大宋王朝的軍制和軍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後果人們可想而知。

　　童貫為自己建立的「豐功偉績」和取得主要的軍權而大喜若狂，朝廷中卻有人上章，揭露了三年來的河湟之役給百姓造成了巨大災難，此人就是前鳳翔府知府、現太常寺少卿馮懈。馮懈字長源，普州人，歷來擁護新法。皇上看了他的奏章很震驚，召他進宮垂問。

　　馮懈奏言：「湟、廓、西寧三州遠在黃河之外，原是吐蕃族世居之地。朝廷竭盡陝西五路生民膏血，消耗了國庫中大量的金銀財物，經過三年血戰才攻佔，現在仍戰火不斷。人們未見過從這三州有一塊金銀、一縷絲麻入府庫，有一甲一馬充實軍隊，而三州每年的費用卻以億萬計算。結果使得陝西各府庫空無一物，平民百姓一貧如洗！」

　　皇上聽後根本不相信，就申斥道：「這是胡言亂語，你竟敢動搖朕紹述父兄之業的決心，竟敢否定朝廷靖邊安邦的巨大成就！朕召你進宮，是想聽你說實話，你為何說陝西百姓一貧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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