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傳(15)_田居儉

一五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憑陵沙漠，而目無全虜。又如夏雲奇峰，畏日烈景，縱橫炎炎，不可向邇，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朱睿接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惟所能者，可與言之。

　　書有八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並鐘、王，傳授于歐、顏、褚、陸等，流於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會，得受誨于先生。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授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窮其奧妙，安得不秘而寶之。所謂法者，、壓、鉤、揭、抵、拒、導、送也。此字亦有顏公真卿墨蹟，尚存於世。

　　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聊記之。「」者，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壓」者，捺食指著中指旁。「鉤」者，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令向下。「揭」者，揭名指著爪肉之間，揭筆令向上。「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

　　在《書述》中，他以人從壯年到老年的氣質變化為喻，論述書法說：字如其人。壯年時期，血氣方剛，鋒芒外露；書法亦多剛健挺拔，氣勢開張。就像西漢霍去病，十八歲從軍，初擁千騎，馳騁大漠，東拼西殺，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及至老年，穩健持重，成竹在胸；書法技藝精湛，用筆嫺熟，結字卻少風骨。就像三國諸葛亮指揮三軍征戰西戎，攻城略地，屢戰屢勝，可是他卻輕搖羽扇，不露聲色，難見其咄咄逼人的鋒芒。由此觀之，壯年和老年的書法風格不同，功用殊異。此中奧妙，似乎只有書苑同仁方能意會言傳。其實，書法並不神秘，所謂「撥鐙」之法，也不過是自衛鑠、鐘繇、王羲之，經歐陽詢、顏真卿、褚遂良、陸柬之諸人衣缽相承，世人難於掌握的書法基本要領罷了。因為前人于書法一道多是口耳相傳，很少見諸文字，所以偶得這一要訣的人便秘而寶之，不肯輕易示人。幸而我精心探研，悟得真傳：「所謂法者，、壓、鉤、揭、抵、拒、導、送是也。」當今傳世的顏真卿墨蹟，就是遵循「撥鐙法」書寫的。我擔心此法失傳，使將來有志于書法的學子無所適從，特作如上扼要記述。

　　從嘉對累世相傳的書法基本要領的歸納與披露，特別是關於書法風格因人的壯老而不同以及功用殊異的論述，更是獨具隻眼，發人所未發，為歷代書家所不意及，這對於弘揚中國的書法藝術和書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書評》中，從嘉又以一代書法大家高超的鑒賞力，對王羲之以後的幾位書法名家逐一作了自視公允的評價：

　　善書法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拘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

　　從以上的評論中可以看出：儘管從嘉對有唐一代諸多書法大家的批評略嫌偏頗，但卻令人信服地說明，諸家當時均師承「書聖」王羲之，且各有取捨地繼承了王氏書法藝術的某一方面，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前進。這種溯源分流、切中肯綮的評析，表明從嘉對書法一道的功力深厚，是一位不乏真知灼見的書法評論家。

　　從嘉善書，亦善畫，而且書畫同體，風格如一。他作畫題材很廣，人物山水，花木翎毛，無不涉獵。花木之中，墨竹尤精。他揮毫畫竹，亦如握管書寫「金錯刀」體字，取遒勁與顫曲交融技法，從根到梢，一一勾勒，老幹霜皮，煙梢露葉，披離偃仰，宛若古木，筆鋒淩厲，狀如削玉，神韻清爽不凡。後人品評，稱其畫法為「鐵鉤鎖」。他作畫不拘一格，有的莊重嚴謹，如工筆觀音羅漢；有的詼諧灑脫，如寫意戲猿遊蟹。但或莊或諧，均形象生動，栩栩如生。他的繪畫作品，據《宣和畫譜》載，直到北宋末年，宮中還藏有九幅，即《自在觀音相》、《雲龍風虎圖》、《柘竹雙禽圖》、《柘枝寒禽圖》、《秋枝披霜圖》、《寫生鵪鶉圖》、《竹禽圖》、《棘雀圖》、《色竹圖》。可惜，這些作品未能傳世，致使後人失去了一筆無法彌補的繪畫遺產。

　　從嘉酷愛書畫，又精鑒賞，更喜收藏。對歷代丹青墨寶，特別是鐘繇、王羲之的書法真跡，不惜重金懸賞，多方尋覓。他曾令翰林學士徐鉉，將內府所藏的歷代書法名家墨蹟編次摹勒精拓，並命名為《升元法帖》。據說此帖比後世稱為歷代法帖之祖的宋初《淳化閣法帖》為時尚早，惜今不傳。對於其他所得書畫，從嘉則親自以歌詩雜言題跋，以朱紅印泥加蓋「內殿圖書」、「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寶」、「內司文印」、「集賢殿書院印」等篆文印章（惟獨加蓋金印「集賢院禦書印」時用墨）。然後命有司以特製的大回鸞、小回鸞、雲鶴練、鵲黑錦等上等絲織品裝裱，用黃經紙簽帖，最後交後宮保儀黃氏統一保管。

　　宋人邵博曾得南唐建業文房藏書《閣中集》，見該書第九十一卷《畫目》載，內收上品九十九種，中品三十三種，下品一百三十九種，其中有貴重名畫《江鄉春夏景山水》、《山行摘瓜圖》、《明皇遊獵圖》、《奚人習馬圖》、《蕃王放簇帳》、《盧思道朔方行》、《月令風俗圖》、《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圖》、《貓》等。僅此一斑，可見從嘉收藏之富，亦可想見其當初派人四出求索之不易。難怪他在求得梁元帝撰寫的《金樓子》一書後，曾百感交集地書寫了《題＜金樓子）並序》：

　　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鹹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

　　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
　　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

　　然而，從嘉聰明一世，卻糊塗一時。他在詩中雖然指責博覽群書、著作等身的南朝梁元帝蕭繹，不該在西魏官兵攻陷都城江陵（今湖北武昌）時傳旨縱火焚書，毀滅斯文；但在北宋官兵攻破金陵城廓之後，他竟是當局者迷，步梁元帝的後塵，命保儀黃氏將內府所藏書畫圖籍付之一炬，儘管焚余尚存六萬多卷，業已造成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這種千古大錯，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後人提起此事，無不對他進行譴責。

　　精擅翰墨的從嘉，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此，他特別重視收藏和改制被歷代書畫大師奉為「文房四寶」的筆、墨、紙、硯，對於有「天下之冠」美稱的南唐特產李廷墨、澄心堂紙和龍尾硯尤為熱心。不論是舞文弄墨的青年學子時代，還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時代，都是如此。自然，這與李的耳濡目染有關。早在中主執政之時，南唐就于饒州（治鄱陽，今江西波陽）、歙州（治歙縣，今安徽歙縣）、揚州三地設置專官，督辦墨務、硯務和紙務。從嘉即位後又在原有的基礎上發揚光大，錦上添花，為繁榮和發展中國文化用品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歷代帝王都不能望其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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