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26)_向梅林

二六

　　◎下編　李清照的創作成就

　　§李清照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李清照是一位才華出眾、成就卓越的女作家，她以自己豐富的創作、超絕的才學、本色當行的《漱玉詞》而卓立于作家群中，壓倒了眾多鬚眉。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認識李清照的重要地位，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逐一剖析。

　　（一）就「詞」這一文學體式來說，李清照可謂登峰造極。

　　人們論文學，往往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雖不免以偏概全，但在某種意義上亦可見出某一時代最特別、貢獻最大，給人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文學體式。

　　宋詞，雖不能掩蓋宋詩文的巨大成就，然而，她那活潑的生命力、前所未有的表現力、對人類心智開拓的縱深與細膩，確是其他文學樣式所無法比擬的。

　　詞有兩個源頭。一為樂府。樂府的句式長短不齊，還要配樂演唱。一為唐人的律詩、絕句，由此變化而來，故稱之為「詩餘」。唐人的五七言絕句，原本是配樂的，就如李白的《清平調》。因為音樂有抑揚起伏、舒緩急遽的特點，所以要打亂詩的整體性，雜以散聲，然後可披入管弦，於是就出現了長短不齊的句式，還分了上下兩闕。

　　唐人實際已有不少人在寫詞。「蓋自隋以來，今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王灼《碧雞漫志》卷一）但盛唐文人詞留存至今其數量卻出乎常情地少。唐代文人發現了詞。但認為它難登大雅之堂，觀念上還認為寫詩作文是正道，而作詞唱曲乃坊間裡巷所為，偶一為之，不過遊戲而已，並不屑入集。

　　文人雖不屑，但民間的地火在運行。從敦煌卷子裡清理出唐五代詞曲——敦煌曲子詞，除少數幾篇已考知是文人創作之外，絕大多數是樂工、歌妓、遊子、商人、卜巫、士等處於社會下層的民間無名氏的作品。

　　這些曲子詞的曲體形式有雜曲、大麯，雜曲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數曲聯章，它的題材涵蓋面極廣，「有邊地遊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情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讚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敘錄》）

　　富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曲子詞中，閃現最頻的，還是怨女曠夫的癡情。人性的自然大膽流露，顯然是它的一大特點。

　　由民間而步入文壇，其間的道路漫長而又艱難。

　　五代至宋，文人作詞者漸趨增多，對待詞的觀念也在變化中，從文人詩客對詞體入集的態度上即可見出。五代人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托人焚毀不暇」（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一旦入相，即忙不迭地派人焚毀自己少年時的詞作，認為那會影響自己正人君子的形象。到宋人萬俟詠，「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宮，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不僅自己結集，還把取捨標準明顯放寬。對詞體入集的態度由絕對排斥變成了相對排斥，「風月」、「才情」被視為「雅詞」而被收入集中。

　　此外，還有一批詞集的編輯刊行也說明文人對詞體的日益關注。五代編定了《花間集》（溫庭筠、韋莊等十八家詞五百首），宋初人編刊了《尊前集》、《家宴集》、《蘭畹集》等。這些別集總集的流傳，又為那些並不真正懂音樂的人提供了一種倚格律而創作的機會。

　　在詩歌的天地中，唐人縱橫捭闔，占盡風流，宋人要想再開拓出新的天地，於極處再登高峰，顯然十分困難。

　　而于詞，唐人還躲躲閃閃，未能盡興開掘，給宋人留下了廣闊的天地。

　　詞承接敦煌曲子詞、花間詞、南唐詞派而發展，敦煌曲子詞的尖新豪辣，情感濃烈；花間詞的濃豔輕媚、婉約含蓄；以李煜為首的南唐詞派那段超一般亡國之痛的美麗的憂愁，都對宋詞有著直接的影響。

　　宋代是理學興盛的時代，理學倡導「滅人欲，存天理」，為何表現人情人性人欲的詞反而如遇沃土般發展神速呢？

　　從詞自身的起源、發展來看，宋適逢其醞釀成熟，乃歷史的必然。但僅此一點，顯然還難以與理學相抗衡。

　　宋初的文壇，詞還顯得比較弱小，還被人們視為豔科小技，地位遠在詩文之下。在文壇上居於正統地位的詩文，高舉著「文以載道」的旗幟，在客觀上替正統倫理道德觀念搖旗呐喊，開闢道路，還在詩文創作理論上與理學觀念合流，帶上了道德說教的枷鎖。

　　宣講人倫，崇尚義理，成為詩文創作的目的和任務，使大多數詩文在味同嚼蠟的軀體內僅存了一點理趣，而文學作品活生生的生命力——人的正常欲望、感情和人性，卻無法，也不允許在詩文中渲泄。

　　但洪水是堵不住的。詩文不允許，人們就找到了詞這種方式。由於詞的卑賤和非正統性，使它躲開了正統的封建觀念的羅網，成為一塊禮教不設防的天地，作家的情感、欲望便在這裡尋到了開啟的鑰匙，形成一股洶湧的生命洪流。

　　何況宋代統治者所奉行的經濟文化政策，自身便與他們所倡導的理學觀念存在矛盾。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後，為削弱朝臣勢力，集大權于一身，大力提倡「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朝廷「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再加上農業、手工業、商業發展迅速，都市繁榮興旺，於是，導致了「官宦人家未嘗一日不宴飲」的奢靡風氣。上自帝王，次及重臣，下至於文人舉子，莫不沉溺於豔歌氛圍之中。流連于勾欄瓦肆間的詞客，不僅有新聲巧笑的土壤，而且有歌妓資給的刺激；在朝為官者，亦不僅有官方對歌舞佐酒的認可，而且有上面提倡的鼓勵，朝野一氣，風疾浪高，遂使填詞之藝風靡于士林。

　　這豈不與理學觀念大相徑庭？宋人有宋人的解釋法。宋人崇尚的義理往往與禪結緣。《壇經》有雲：

　　「法無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在這種此岸與彼岸交壤的思維導引下，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獲得了入世隨俗而娛悅的特性。通過禪學那亦真亦俗的特殊中介，援佛老以入儒的宋學，與空前發達起來的市井商業文化意識交互作用，導致了宋代文人崇尚義理而又隨俗逐媚的精神勢態，為填詞文藝成為一代盛事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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