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80)_苑書義

八〇

　　為了爭取慈禧，打擊頑固派，李鴻章上下其手。對上，他連續五次電奏，冒死懇請「先定國是，再議辦法。」所謂「定國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頑固派改變「聯拳滅洋」的方針，「先清內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強調「非清內匪，事無轉機」，只有堅決鎮壓義和團，保住使館和洋人，才能「徐圖挽回，否則大局不堪設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對外宣戰諭旨，支持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訂約，實行所謂「東南互保」。當時李、劉、張三大帥鼎足而立，「聯絡一氣」，構成南國的軸心，李鴻章在其中處於關鍵地位，故有「微鴻章，東南且亂」之說。不過，李鴻章本人並沒有因涉身「東南互保」而轉移北顧的目標。即使是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等，也都無意讓李鴻章膠著于「東南互保」的棋局上。他們認為李鴻章應該做清朝全盤棋局上的一隻大車，盛宣懷就曾建議李鴻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進京，「以清君側、護兩宮為要義」。

　　李鴻章還深知列強的態度，直接關係著自身安全、使命成敗。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詔命後，就致電駐英、法、德、俄、日五國公使，請他們探詢各國政府「注意所在」和對「先靖內亂，再議善後」的態度。不久，各國就相繼作出反應。日本支持李鴻章「入覲」及其「先清內匪再退外兵」的方針。德國懷疑李鴻章能否北上，並表示「停兵難遽議」。英國希望李鴻章對「即日北上」和「坐鎮兩粵」問題進行」細酌「，並表示英國「注意專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產業，絕無乘機強令中國變易政體、家法之意」。俄國聲稱「仍一意保全中國」，並電令駐華俄使策動慈禧召李鴻章「回京定亂」。駐俄公使楊儒被這些花言巧語所矇騙，正式建議李鴻章「聯俄」。李鴻章深以為然，立即與俄國」密商了事之法」，企圖依靠俄國控制事態，打開外交局面。

　　7月12日李鴻章一改「稍緩啟程，以待後命」的態度，決定先到上海，再酌進止。他的這一抉擇，是基於下列因素作出的。

　　這時慈禧開始傾向列強謀求妥協。6月29日清廷通知各駐外使臣繼續留任，「遏有交涉事件，仍照常辦理，不得稍涉觀望」，並向所在國政府「切實聲明」：中國不會依靠「亂民以與各國開釁」，現仍嚴飭帶兵宮照前保護使館」，對「亂民」將「設法相機自行懲辦」。7月3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國發出國書乞憐求和，再次把戰爭的責任全部推到義和團頭上。在致俄國國書中，說什麼中俄兩國訂有密約，中國為時勢所迫，「不得不唯貴國是賴」，萬望從中「排難解紛」，進行調和。在致英、日國書中，懇請它們捐棄小嫌，共維全域。清廷給駐外使臣電旨和致俄、英、日國書，李鴻章是在7月11、12日先後獲悉的，清廷的表態正中他的下懷。慈禧和李鴻章在保護使館、鎮壓義和團、投降帝國主義的問題上，漸趨一致。

　　這時慈禧開始把乞和的希望寄託在李鴻章身上。6月29日清廷在答覆李鴻章等反對「宣戰」的上渝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撫「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鴻章北上。因此，李鴻章說：「現奉廷寄，暫不北行」。但是，時隔5天，清廷就以「事機緊迫」為由，令李鴻章「懍遵前旨，迅速來京，毋稍刻延」。這道諭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國發出國書求和的同一天下達的，這絕非巧合，而是慈禧試圖依靠李鴻章向列強乞和的結果。清廷的國書和上渝，李鴻章是在7月12日幾乎同時看到的，這使他認識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7月16日即在啟程的前一天，李鴻章得知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數年來東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圖謀和宏願即可實現，個人往日的顯赫和榮耀又可複歸，因而欣喜和自負之情，溢於言表，公然對其下屬吹噓說：「舍我其誰也。」

　　李鴻章在離粵之前，曾接見裴景福等縱論時勢，頗有深思熟慮、先見預卜之慨。7月17日李鴻章即將從廣州出發，將軍、巡撫以下送至天字碼頭日近亭。李鴻章登上「安平」輪，「待潮未行」，請裴景福人見。時值盛夏，天氣炎熱，李鴻章「衣藍絺短衫，著魯風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對裴氏說：「廣東鬥大城中，緩急可恃者幾人？爾能任事，取信於民，為地方弭患，督撫不若州縣也。能遏內亂，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問大局安危，他答曰：「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師難作，雖根本動搖，幸袁慰庭搘拄山東，香濤、峴莊向有定識，必能聯絡，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裴氏問：「公看京師何如？」他說：「論各國兵力，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聶貢亭已陣亡，馬、宋諸軍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速，英國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

　　講到這裡，李鴻章「含淚以杖觸地」說：「內亂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問：「論各國公法，敵兵即入京，亦不能無禮於我。」他說：「然，但恐無人主持，先自動搖。」裴氏問：「公何不將此意陳奏？」他說：「我到滬後當具折，恐亦無濟。」裴氏起身告辭，李鴻章問左右，「潮至否？」並挽留裴氏說：「不忙。」他自飲牛奶，而以荷蘭水待客。裴氏問：「萬一都城不守，公人京如何辦法？」他說：「必有三大問題，剿拳匪以示威，糾首禍以洩忿，先以此要我而後索兵費賠款，勢所必至也。」裴氏問：「兵費賠款大約數目？」他答曰：「我不能預料，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他邊說邊流淚，裴氏也悲傷不已。裴氏問：「國難即解，公將奚先？」他皺著眉頭說：

　　「事定後中外局面又一變，我國惟有專心財政，償款不清無以為國，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國地大物博，歲入尚不及泰西大國之半，將來理財須另籌辦法。」他繼續說道：「聯軍不足亡中國，可憂者恐在難平之後。」裴氏曰：「公憂及此，天下之福也。竊有一言為公陳之，中國之弱弱於人，非弱於法也。人有得失，法無新舊，果得其人，因時損益，法雖舊亦新也，不得其人，雖博采古今，組織中外，適以滋弊。」

　　李鴻章聽了裴氏這套傳統的人治論後，笑而譏之曰：「八股舊也，策論為新，策論得也，八股為失，我與爾皆八股匠，故說舊話。」這一番妙語，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說：「君子當國，不震己之強，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已之弱，畏人之強，惟求一已以應天下，守至常以待至變而已。」李鴻章歎息不已，說什麼「國運所關。實有天命，後事殊難逆料也。」事後，裴氏評論說：「公生平堅忍倔強，雖處甲午乙來之變，從容鎮定，未嘗以鬱悶之色示人，及庚子難作，每深談時事，便淚含於眶，氣之衰痛之劇也。」

　　從裴、李問答中可以看出李鴻章對時局的觀感和個人的心境，概括言之，有以下幾個要點：（一）「內亂」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內」，鎮壓義和團實屬當務之急。（二）北京必將陷落，但「聯軍不足亡中國」。（三）列強注意所在將是「剿拳匪」、「糾首禍」和「索兵費賂款」等「三大問題」。（四）「難平之後」情朝「國運」「殊難逆料」。（五）他個人「氣衰痛劇」，「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李鴻章清醒地意識到此番北上，等待自己的絕不會是煙花美景，泰和晏安，而必將是滿目瘡夷，重重險阻。他雖然不乏氣魄，但畢竟沒有昔日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巳」的那般公忠。他於7月21日抵滬，便藉口健康原因，停留下來，說「連日盛暑馳驅，感昌腹瀉，衰年孱軀，眠食俱廢」。爾後更言：「元氣大傷，夜不成寐，兩腿軟弱，竟難寸步」，要求慈禧賞假20日。實際上他的身體狀況絕非如此之壞，而是另有圖謀。

　　首先，是為自身安全計。時值義和團運動高潮階段，義和團和部分清軍正以血肉之軀英勇抗擊八國聯軍的進攻。義和團堅持「滅洋」鬥爭，仇恨與「洋人」來往密切的「二毛子」，揚言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李鴻章被認定為二虎之一，置於擬殺之列。李鴻章到滬的第二天，就接到李經述自德州發來的電報：天津失守，直督裕祿逃走，「潰勇、拳匪沿途搶劫，難民如蟻，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衛國，萬勿冒險北上」。8月2日李鴻章通過袁世凱得知清廷處斬主和派許景澄、袁昶和倚重主戰派李秉衡的消息，並接到李經述報告朝局、勸勿赴召的急電：載漪、董福成輩「黨拳煽亂」，慈禧「力不能制」，圍城西幸勢所必然，」切勿輕身赴召，自蹈危機」。李鴻章百感交集，哀嚎「成何世界！」表示暫緩北上，「雖嚴譴不顧也」。他直言不諱的密奏：「每讀詔書，則國是未定，認賊作子，則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無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闕，道途險阻，徒為亂臣賊子作菹醢之資，是以小作盤桓」。擔心受到義和團和政敵懲處之情，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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