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78)_苑書義

七八

　　1899年夏秋劉學詢經清廷欽派赴日，明為考察商務，實則前去謀刺康、梁，後人李鴻章幕府，成為其機要幕僚。梁啟超說：「劉豚為肥賊軍師，必竭全力以謀我。恐其必生多術，以暗算我輩。」因此必欲誅之而後快。自稱「康黨」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鴻章，既不敢違抗拿辦康、梁的懿旨，又不願與康、梁徹底決裂，於是歷史呈現出複雜的情景。李鴻章一面「奉職而行」，逮捕保皇黨人羅贊新等3人家屬，並請英國外交部電飭新加坡、香港總督及駐華各口領事查拿拘禁保皇黨人，力圖防止保皇黨人以港澳為基地，在廣東掀起「武裝勤王」風潮；一面「曲為保全」，預留地步。

　　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鴻章鏟平康、梁在廣東本籍祖墳，「以儆凶邪」。但是，李鴻章遲遲不動。3月26日總署責問李鴻章：「平毀康逆墳墓一事，如何辦理，迅速電複。」李鴻章當即複電總署說：「新黨」在香港訂做「勇衣」、「戰裙」，「名為新黨勤王，實欲襲城起事」，聯繫的「會目甚眾」，籌集的「會銀甚巨」。「惟慮激則生變，平毀康墳似宜稍緩籌辦。」慈禧對李鴻章的態度頗為不滿，常駐北京的李經述等聞訊後立即通報其父，說「內意甚忌『新黨勤王』四字」，「深以緩平墳一語為不然」。事實確系如此，慈禧怒斥李鴻章「語殊失當」，警告說「倘或瞻顧徬徨，反張逆焰，惟當李鴻章是問」。

　　李鴻章無奈，只得平毀康有為祖墳。不僅如此，李鴻章還暗中與康、梁書信往來。他在接到梁啟超信後，曾請他的侄婿孫寶諠代複一書。李鴻章還特地「使人問訊」康有為。凡此種種，博得了康有為一分為二的評價：「公向來既無仇新黨之心，而今日乃有顯仇保皇之事，在名義則不正，在時勢則非宜」；並終於軟化了梁啟超的強硬態度。4月12日，梁啟超致函康有為說：「得省城不必戕肥賊，但以之為傀儡最妙。」至於劉學詢，他們還是堅持除治，不稍寬恕，認定「豚子不宰，我輩終無著手之地」，此事「與吾黨絕大關係，雖多費亦當行之」。劉學詢和李鴻章的地位與用處畢竟大不相同。並且，就個人恩怨而言，康、梁與劉學詢勢不兩立，因為劉學詢一直自告奮勇充當謀殺康、梁的兇手，而康、梁與李鴻章之間關係的緊張與緩和，則主要取決於政治的需要。

　　李鴻章與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的關係，頗為微妙，甚至富有戲劇性。這主要表現在關於「兩廣獨立」的籌議上。

　　李鴻章與孫中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甲午戰爭之前。1894年6月孫中山千里迢迢從廣東趕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幻想借助李鴻章「仿行西法，以籌自強」。孫中山所以寄希望于李鴻章，不僅由於李鴉章是洋務派的旗幟，號稱「識時務之大員」，坐鎮北洋，遙執朝政；而且因為李鴻章是孫中山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提倡西洋醫學教育，主張「使西方科學之利益，霑惠於中國醫學之實用」。但是，李鴻章既未接見孫中山，也沒有理睬其書中主張。孫中山在上書碰壁之後，「撫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始決志走上革命道路，創立興中會，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結合起來，並決定于1895年童陽節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

　　當時與孫中山有同邑之誼的劉學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孫中山透露廣州有巨額「闈姓」餉銀「大可取作軍用，藉以表示好感」。孫中山在乙未廣州之役失敗後亡命海外，積極爭取康有為、梁啟超等聯合救國。1899年夏秋劉學詢乘訪日之機，在東京秘密會見孫中山，企圖離間孫、康兩派，並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劉學詢返國3個月以後，成為商務大臣李鴻章的部屬。李、劉合謀誘騙孫中山對付康有為，孫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鴻章移督兩廣後，劉學詢作為心腹幕僚護持左右，在策劃「兩廣獨立」中主動為李鴻章和孫中山搭橋。

　　1900年春夏之交，義和團運動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帶迅速高漲起來。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鋒芒直指外國侵略者。外國駐華公使脅迫清政府撲滅義和團反帝怒火。清朝統治層從上到下，對義和團一直存在著「剿」與「撫」的分歧。洋務派認為「『助清』者實為清優，『滅洋』者益增洋釁」。頑固派則表示「贊助」，企圖控制、利用義和團，「扶保大清不壞」。淩駕于洋務派和頑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與「撫」之間搖擺不定。

　　面對這種局勢，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決定「布背水之陣，以求一戰」。孫中山明確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為此，孫中山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方針，一面聯絡三合會等準備在廣東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一面根據何啟、陳少白的建議謀求與粵督李鴻章合作，爭取兩廣獨立。5月底6月初，「素與興中會關係密切」並與香港總督卜力「甚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議員何啟，向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獻策，「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而由孫中山「率興中會員佐之」。陳少白深表贊同，立即函告孫中山。劉學詢也聞風而動，對李鴻章說：「如傅相有意羅致」孫中山，他「可設法使即來粵聽命」。

　　李鴻章沒有明確表態，只是「頷之」而已。於是，劉學詢便寫信給孫中山，說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孫中山雖然並不相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卻認為」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其實，孫中山懷疑李鴻章是不無道理的。當時義和團尚未大批湧入京師，頑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國聯軍尚未組成，香港總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這種形勢下，說李鴻章「欲以粵省獨立」，于理於勢，均屬虛妄。

　　直至6月10日即孫中山從橫濱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鴻章在接到赫德來電之後，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電通知粵海關稅務司慶丕，讓其「立即往訪李鴻章，向他說明此間局勢極端嚴重，各國使館都害怕受到攻擊，並且認為中國政府即使不仇外，也無能為力，如果發生事故，或情況不迅速改善，定將引起大規模的聯合干涉，大清帝國可能滅亡。……我請他電告慈禧太后，使館的安全極為重要。

　　對於所有建議採取敵對行動的人都應予駁斥。」慶丕接電後立即去見李鴻章，李鴻章「看了電報之後，很訣就瞭解了整個局勢」，並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見電奏清廷。次日，李鴻章致電盛宣懷哀歎「國事太亂，政出多門，鄙人何能為力」，請他續報朝局近況。

　　在此之前，李鴻章企圖羅致孫中山以消除武裝起義的威脅是可能的，與之合作搞「粵省獨立」，卻只能是劉學詢和何啟的想法。當然劉、何的這種想法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廣州和香港官紳急於防止變亂、安定秩序、維持既得權益的反映。

　　6月17日孫中山僧楊衢雲、鄭士良及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乘船抵達香港海面。李鴻章派曾廣銓率「安瀾」號兵輪來迎，邀請孫中山、楊衢雲2人「過船開會」。這時，孫中山得到「香港同志報告，知李督尚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階誘捕孫、楊之計劃，更有謂劉實為主謀者，故不欲冒險入粵」，僅派享有治外法權的宮崎、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會。當夜10點多鐘，宮崎等3人被接至劉學詢的公館，即時與劉學詢開始談判，曾廣銓擔任翻譯。談判至次日淩晨3點結束，宮崎一行即時「乘暗夜回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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