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76)_苑書義

七六

　　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並教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啟超也，毋亦發於愛才之盛心，以為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於域外以沒世耶。

　　李鴻章對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敵作貶詞。他對慈禧說：

　　康、梁輩「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問：「何外人庇之，與予為難？」

　　李答曰：「外人不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敵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李鴻章的左右逢源，未嘗不可看作是老官僚的一種保存自己、掩護康梁的策略。1900年李鴻章督粵路經上海時，曾與其侄婿孫寶諠進行過一次有趣的談話。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獲此二人，功甚大，過於平發撚矣，吾當進爵。」說完哈哈大笑，隨即問道：你是不是「康黨」？

　　孫：「是康黨。」

　　李：」不畏捕否？」

　　孫：「不畏，中堂擒康党，先執餘可也。」

　　李：「吾安能執汝，吾亦康黨也。瀕陛辭時，有人劾余為康黨。」李鴻章隨即對孫寶諠講述了召對時的情景。

　　慈禧拿著彈章對李鴻章說：「有人讒爾為康黨。」李鴻章鎮靜地回答：「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後，默然不語。

　　李鴻章不僅回護了一些「新黨」人士，而且還為其政敵張蔭桓說情。張蔭桓不屬維新派，而是光緒的寵臣，「蒙眷最隆」，雖不入樞府，而「權在軍機王大臣以上。」張親英，李親俄。9月7日李鴻章突然被免除總署大臣職務。據說這是英、俄爭霸中國的結果。英使竇納樂為了對抗俄、法、比集團控制盧漢鐵路，要索津鎮等五條鐵路的承租權。英國調遣海軍軍艦停泊大沽，對清廷進行軍事要挾。慈禧「聞有英師，大懼，即日逐李鴻章出總署」，答應竇納樂的要求，「英人始斂兵退」。

　　李鴻章被逐出總署，本來是出自慈禧的決策，但李鴻章卻以為是張蔭桓「從中作祟」，對他恨之入骨。慈禧發動政變後，下令逮捕了張蔭桓。李鴻章得知張氏被捕的消息後，就幸災樂禍地說：「不料張樵野（侍郎號）也有今日！我月前出總署，幾遭不測，聞系彼從中作祟，此人若不遭嚴譴，是無天理。」李、張矛盾是外交政策和權力之爭，與維新運動無關。李鴻章對張蔭桓的垮臺，雖然感到由衷的高興，但並未落井下石，反而通過榮祿向慈禧建議把張蔭桓從死刑改為流刑。當然，這並非出於李鴻章的惻隱之心，而是由於英、日公使對他施加壓力的結果。

　　戊戌政變後，作為維新派首領的康有為、梁啟超就對李鴻章在維新運動中的表現作出了公允的評價。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所謂「稍稍和之」云云，用詞貼切，符合實際。康有為致函李鴻章說：「昔者與公綢繆恩誼，助吾革政，虎率以聽，榮祿相攻，則入室告，八月出走，則遣人慰行，固感公相與之厚情，更深知公維新之同志」。李鴻章的這種態度，有利於維新，而不利於守舊，是值得稱道的。帝党和維新派把鬥爭鋒芒主要指向外國侵略者和封建頑固勢力，企圖改革某些封建上層建築，以挽救民族危機和發展資本主義，這是順乎歷史潮流之舉，趨向改善的一個步驟或階段。他們對洋務派李鴻章既因存在分歧而有所批評，又因在變法和某些具體政策上相似或一致而企望其「轉旋逆流」。這種兩面態度，植根於當時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土壤裡，反映了帝党和維新派的階級本質和維新運動的特點。

　　第八章　秋風寶劍孤臣淚

　　§迴光返照

　　「未預機要」，「杜門卻掃」，這是李鴻章對自己退出總署、仕途受挫之後政治境況的扼要概括，蘊含著無限滄桑、淒涼、哀怨的情思。李鴻章茫然若失，11月13日忽奉慈禧懿旨為勘河大臣，會同東河總督任道鎔、山東巡撫丁汝梅履勘山東黃河工程。

　　黃河自1855年銅瓦廂改道以後，屢有潰溢，地處最下游的山東，災害尤甚。每當黃河決口之時，「水高數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廬漂沒」，「浮屍蔽水」，淒慘景象，觸目驚心。究其原因，主要由於政治腐敗，河工各員貪污盜竊，偷工減料，不肯認真治理。1898年山東黃河決口，壽張、鄆城、曆城、濟陽、東阿、東平、肥城、長清等縣受災甚重，村莊多被淹沒。通過流血政變重新訓政的慈禧，為了收買民心，穩定大局，裝出一付關懷民間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態，特地下偷著軍機處會同各部大臣、都察院等妥商善策，並派重臣李鴻章前往山東，履勘情形，通籌全域，擬定切實辦法。慈禧此舉，同政敵排斥李鴻章也不無關係。吳汝綸看出了其中奧秘，他對李鴻章幼子經邁說：「內意視河事為重大政事，有非我師莫屬者，灑湛澹災，在此一舉。」「師相秉節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於外。」讓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在「時艱款繼」的條件下，冒著「風雪天寒」，勘察「積弊已深」之河工，清廷雖然堂而皇之地說什麼「倚重」，實則卻懷有「挫辱」之意。

　　李鴻章有鑑於此，具疏力辭，召對時又複面陳。他強調河工「積弊已深，即使設法籌辦，實恐無甚把握」，加之「年將八十，精力頹衰」，難勝艱巨。但是，清廷不允，李鴻章只好「秉節行河」，藉以表現自己老當益壯的心力和超眾軼群的才幹。11月30日，李鴻章出京赴魯，12月11日抵達濟南。隨員中有比利時水利工程師盧法爾，李鴻章採納他的建議，以黃河下游受病太深，「決定採取西法，以測繪全河形勢為先，以算學為本，研究河由何處而生，水由何處而減，而探尋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員赴上下游逐段測繪之外，李鴻章還親率盧法爾和周馥，會同任道鎔，赴海口一帶履勘。

　　1899年3月21日李鴻章與任道鉻根據實地勘查，詳細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眾說，聯銜上《勘籌山東黃河會議大治辦法折》，陳述了履勘情況和治理意見，提出大治即根治辦法10條。他深知黃河大治需時較長、用費甚巨，難於落實，因而續奏《籌議山東黃河救急治標辦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購地遷民、疏通海口等應急治標措施，並代陳盧法爾所擬救急和治本之策。他認為盧法爾「擬議大辦，甚有條理，但款巨時久」，因而「奏陳以俟採擇」。縱觀李鴻章履勘河工的經過和籌議情況，應當說是比較認真、務實的，從他出京視事到返京覆命，歷時4個月，馳驅兩千餘裡，不避勞苦，潛心籌劃，拿出了遠近兼顧、標本兼治的通盤方案。這與那些渾渾噩噩、唯難是避、敷衍塞責、甚至以河工為利藪、置災民死活于不顧者相比，顯然是略勝一籌的。4月1日李鴻章陛見覆命，「仰蒙垂詢河事及洋務甚詳」。延議決定「先用救急辦法，剋日籌款興工」，至於「大治」則擬分年籌辦，並請簡派熟悉河工大員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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