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75)_苑書義

七五

　　李鴻章支持「整軍經武」。當時光緒把練兵作為「大政」，頗得洋務派的共鳴。李鴻章認為「整軍經武為國家根本至計」，可以防止「敵國外患」。

　　李鴻章支持振興農工商業。當時光緒主張「訓農通商」，振興農工商業。李鴻章深以為然，直到1899年他還致函李蘭舟重申此意：「農工商各政，原屬當務之急，富民之計，此為本根，振興之權必操自上，設學堂以培植人材，開會館以齊一條理，皆激勵裁成之所系，不能視為緩圖。」他特別注意開採礦藏問題。他寫信給有關人士，表示支持當時某些「中外條陳」的意見，認為「目前致富之策，自以開礦為先」。他鑒於四川總督鹿傳霖力阻宋育仁「挾洋師機器」回籍用西法開礦而感慨系之：「使中國多明礦學之人，何至如此！」似乎可以說，在李鴻章振興農工商業的思想裡，所謂「用西法」云云，並未超越洋務派的傳統主張，而惟獨在抨擊守舊派阻礙民間投資方面才具有某些新意。這表明李鴻章認識到鼓勵私人投資新式工商業的重要性，有意對民族資本開放綠燈。

　　李鴻章支持廢八股、興學堂。早在1896年李鴻章就曾對其親信表露過心跡說：「取士之法，亟應變通」，「今惟有盡罷各省提學之官，輟春秋兩試，裁併天下之書院，悉改為學堂，分門分年以課其功，學成即授以官，而暫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間，風氣變而人才出。」這顯然是一種反對拆衷調和，要求廢除科舉、興辦學堂的合理主張，可惜李鴻章卻不敢公開提出並付諸實施。後經維新派的鬥爭，光緒終於下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據李鴻章的侄婿孫寶諠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輒語雲：『康有為吾不如也，廢制義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為康黨。」

　　在廢除八股的同時，光緒又飭京師和各省一律舉辦學堂。深知「善教發為善政」的李鴻章支持各省舉辦學堂，尤其重視京師大學堂，曾勸孫家鼐請康有為出任總教習，並推薦丁韙良充西學總教習。丁氏後來對人講，「戊戌舉辦各種新政，惟設立大學堂一事，李鴻章認為最關重要，贊助甚力。」

　　李鴻章對於裁併官職和添設制度局的態度，則多少反映了他對改革政治體制的看法。因為裁併官職和添設制度局雖然並未觸動君主專制政體，但卻是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政體奠基鋪路之舉。

　　百日維新期間，光緒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等閒散衙門，而「所有各衙門一切事宜，當並歸內閣六部分辦，著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即行分別妥速籌議」具奏。詔書既下，禮兵刑工各部觀望吏戶二部，而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戶部尚書敬信卻持反對態度。李鴻章則遵旨會同其他內閣大學土上了一折一片。他們既承議「裁併官職，誠為今日當務之急」；又以防止「冒昧從事，致滋貽誤」為由，力主採取「庶名雖改而實猶存」的方針。他們根據典要，以詹事府併入翰林院，通政司併入內閣，太僕並兵部，大理並刑部，光祿、鴻臚並禮部；並建議將「所有裁汰之應升應轉各員，應由吏部查明，照例題奏，聽候錄用。其各項屬員，亦由吏部酌量分別補用，以免向隅。」光緒從之，下詔准行。這類改革儘管如此溫和，但是仍然遭到守舊派的堅決抵制。陳夔龍說：「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

　　「開制度局而變法律」，是康有為變法的政治綱領。康有為認為要變法就必須于宮中開制度局總其綱，下設十二局分其事，各省分道設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他企圖通過添設制度局和民政局，使維新派及其盟友參加中央和地方政權。守舊派也十分敏感，認為「如是則天子孤立于上，內外盤踞，皆康黨私人，禍將不忍言矣。」因此，設立制度局問題一經提出，就引起「京朝震動，外省悚驚，謠謗不可聽聞」。慈禧和光緒對此都十分重視，成為帝后兩黨鬥爭的焦點。

　　軍機大臣和總署大臣在複奏中，用偷樑換柱的所謂「變通辦法」，否定了設立制度局的主張。當時軍機處領班大臣是禮親王世鐸，總理衙門總領大臣是慶親王奕劻，總理衙門和軍機處對於制度局問題的複奏，是由奕劻和世鐸分別領銜的，主要反映了他們倆人及其後臺慈禧的意圖。但是，他們的複奏是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會議的結果，而李鴻章時為總理衙門大臣，理應參與討論，目前尚未發現李鴻章缺席或同世鐸、奕劻發生爭執的記載。李鴻章在自己的奏疏裡或與朋僚交談和通信中，也均未涉及此事。這似乎表明李鴻章在設立制度局的問題上，由於深知事關帝后、新舊的權力再分配，尖銳複雜，動輒得咎，因而徬徨瞻顧，沉默不語。

　　李鴻章長期混跡官場，老成持重。當康有為向光緒稱頌來華活動的伊藤博文「為亞洲異才，請厚餼之，留備顧問」時，伊藤卻在私下對李鴻章說：「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李鴻章深以為然，說「侯言良是」。李鴻章與伊藤的唱和，證明他們一致認為維新派缺乏閱歷，操之過蹙，失於急激，後果堪慮。後來，李鴻章就更明確地把維新派的失敗，歸咎於「變法太急，用人不當」。

　　李鴻章長期混跡官場，老成持重。當康有為向光緒稱頌來華活動的伊藤博文「為亞洲異才，請厚餼之，留備顧問」時，伊藤卻在私下對李鴻章說：「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李鴻章深以為然，說「侯言良是」。李鴻章與伊藤的唱和，證明他們一致認為維新派缺乏閱歷，操之過蹙，失於急激，後果堪慮。後來，李鴻章就更明確地把維新派的失敗，歸咎於「變法太急，用人不當」。

　　李：「康有為一人恐逃往貴國，倘果有其事，貴侯必能執獲送回敝國懲辦。」

　　伊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無關政務，或可遵照貴爵相所諭。若干涉國政，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是辦理，當亦貴爵相所深知。」

　　大崗：「請問康有為究犯何罪？」

　　李：「論其罪狀，無非煽惑人心，致於眾怒。」

　　大崗：「據僕愚見與其將康有為搜拿懲辦，不如加以培植以為振興中國地步，近日中國創行新法，大都出自貴爵相之手，乃歷久未覩成效何哉？以無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誠然。」

　　大崗：「近日康有為所為之事，無非擴充貴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著令卒其業之為善。」

　　李：「洵如君言，康育為日後可大有作為，惟據目下觀之，了無異能耳。」

　　這段對話表明，李鴻章對於康有為，與其說是執意要求引渡懲辦，勿寧說是寄予著希望，期待其日後完成自己「未竟之功」。慈禧誣衊康有為是「亂臣賊子之尤」，而李鴻章卻只用「煽惑人心，致幹眾怒」3個字來形容康有為的所謂「罪狀」。慈禧聲稱對康有為必須「極刑懲治」，而李鴻章卻贊同大崗關於「培植」康有為「以為振興中國地步」的建議。在李鴻章看來，眼下康有為還是個「書院經生」，缺少閱歷，「了無異能」；此番逃亡在外，如能認真研究西學，歷練才幹，將來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是會「大有作為」的。李鴻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對梁啟超的態度上表現得更為鮮明。1900年梁啟超在《上粵督李傅相書》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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