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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與李鴻章「親俄疏英」相反,帝党和張之洞卻主張以2、3千萬兩白銀為誘餌,「密聯英德以禦倭人」。光緒讓奕徵詢赫德意見,赫德則持否定態度,以「不能」答之。光緒遂下諭召張之洞來京陛見,打算與他商討密聯英德事宜。然而,英德卻無意援助中國,致使帝黨大失所望。10月13日,歐格訥總署會晤奕,提議由各國保護朝鮮,中國賠償日本兵費,並蠻橫要求即日定議。第二天,總署大臣就歐格訥的建議展開了辯論,並請示了慈禧。

  據翁同龢日記載,慈禧、奕贊成在歐格訥提議的基礎上議和,翁同龢、李鴻藻則痛恨歐格訥「要挾催逼」,並因「天意已定」屈辱求和而「求死不得」,仰天長歎。但是,日本卻因圖謀在武力奪取遼東半島之後議和而拒絕了英國的調停。10月底11月初,由於日寇鐵蹄蹂躪遼東半島,威逼奉天「根本重地」,迫使帝黨同後党、李鴻章等在「遣使議和」問題上,漸趨一致,因而以後相繼有德璀琳和張蔭桓、邵友濂出使日本之舉。當時日本政府並無議和之意,指責德璀琳不合交戰國使者資格,拒絕接待;指責張、邵全權不足,拒絕談判;並公然指名要奕或李鴻章充任全權代表。

  1895年2月10日光緒召見軍機大臣翁同龢等,「問諸臣,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恃,言及宗社,聲淚併發。」11日,光緒再次召集軍機議事,決定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見重臣,論及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轉來東京之信說:「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開複,即令來京請訓。」奕對曰:光緒不讓李鴻章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諭旨不符。」慈禧怒形於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請旨,我可作一半主張也。」13日,光緒諭令李鴻章「作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定和約」,「著星速來京請訓,切勿刻遲。」

  清廷所以選派李鴻章赴日議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倭焰鴟張,畿疆危逼,只此權宜一策,但可解紛紓急,亟謀兩害從輕」,而李鴻章身兼將相、厭戰主和並為日本所「器重」,全權代表匪異人任。於是賞還翎頂、黃馬褂,開複革留處分。吳汝綸說:「此時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爭勝,豈可得哉。」「乞降」本來是一項屈辱而又危險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說的:李鴻章東渡「簽立和約,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務,不但為全國人所咒駡,也許還要受政府的公開譴責。」李鴻章向張蔭桓透露:「各使慫恿兄去,致被新命,茫無所措,擬進京商辦」。

  1895年2月10日光緒召見軍機大臣翁同龢等,「問諸臣,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恃,言及宗社,聲淚併發。」11日,光緒再次召集軍機議事,決定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見重臣,論及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轉來東京之信說:「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開複,即令來京請訓。」奕對曰:光緒不讓李鴻章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諭旨不符。」慈禧怒形於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請旨,我可作一半主張也。」13日,光緒諭令李鴻章「作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定和約」,「著星速來京請訓,切勿刻遲。」

  清廷所以選派李鴻章赴日議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倭焰鴟張,畿疆危逼,只此權宜一策,但可解紛紓急,亟謀兩害從輕」,而李鴻章身兼將相、厭戰主和並為日本所「器重」,全權代表匪異人任。於是賞還翎頂、黃馬褂,開複革留處分。吳汝綸說:「此時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爭勝,豈可得哉。」「乞降」本來是一項屈辱而又危險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說的:李鴻章東渡「簽立和約,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務,不但為全國人所咒駡,也許還要受政府的公開譴責。」李鴻章向張蔭桓透露:「各使慫恿兄去,致被新命,茫無所措,擬進京商辦」。張借助英俄拒絕日本的割地要求。孫、徐「以為辦不到」,而甕卻「力贊之」。

  李鴻章認為割讓土地給日本,「北則礙俄,南則礙英法」,利益攸關,英、法、俄等國有可能進行干涉。因而,他一面先後訪問美、俄、法、英、德等國駐華公使,請其「電知本國」;一面電令」中國駐英、俄公使「速赴外部密商托」。然而,事與願違,李鴻章爭取外援的活動,結果毫無成效。他對張蔭桓說:「連日為土地事,與各使商論,皆謂非此不能結局。」他哀歎:「借助仍難著實,不肯用重力,恐無濟。」他鑒於英、俄「無切實相助語」,和「中國不割讓給日本一塊土地,就沒有簽訂和約的可能」,所以轉而主張割地求和。據翁同龢日記載:2月25日李鴻章面奏,「略及割地」,奕「亦發其凡」,翁同龢「卻未敢雷同,同人亦寂寂也。」光緒深知割地事體重大,必須稟商慈禧決定。

  第二天,當光緒將李鴻章、奕的意見報告給慈禧之後,不料「李鴻章所奏,恭邸所陳,大拂慈聖之意」。慈禧玩弄權術,推卸責任,對光緒說:「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28日光緒要奕等奏請慈禧「定使臣之權」。慈禧令太監傳言:「一切遵上旨可也。」3月2日,光緒迫於事勢,給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李鴻章「聞命之餘,曷勝悚懼。」他上疏預籌赴日議和情形說:日本重在割地,事機緊迫,非此不能開議。擬就形勢方域,斟酌輕重,力與辯爭。此外所求,非止一端,並當相機迎拒。

  3月3日光緒發佈上諭,肯定了李鴻章的行動方針,令其「權衡於利害之輕重,情勢之緩急,統籌全域,即與定議條約,以紓宵旰之憂,而慰中外之望」。同時樞臣奕等公奏慈禧說:日本重在割地,「若駁斥不允,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由此可見,清廷在自身統治與民族利益發生矛盾時,不惜出賣民族主權以維護其反動統治。所謂「宗社為重,邊徼為輕」,正是這種思想的反映。3月4日李鴻章單獨請訓,發下全權敕書。翌日蕭然出都。

  3月19日,李鴻章帶領李經方和美國顧問科士達等到達馬關。第二天便在馬關春帆樓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開始談判。談判反映戰場上的形勢。伊藤、陸奧擺出戰勝者的驕橫姿態,採取軍事要挾和外交訛詐的兩手策略,力圖從中國攫取最大權益以滿足其貪欲。李鴻章鑒於「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因而便委曲哀求,步步退讓。李鴻章深知擅自允許日本的侵略要求,必將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因此,他對談判中涉及的重大問題,無不隨時電奏,候旨遵行。

  在第一次會議上,李鴻章發表了長篇談話,從陸奧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他讚揚日本「近年來改革事業的成就」,「稱頌伊藤總理的施政得宜,並歎息中國之改革尚未奏效,是由於自己才略不足」。第二,他斷言中日戰爭,使「中國僥悻得以從長夜之迷夢中覺醒,此實為日本促成中國發奮圖強,幫助其將來之進步,可謂得益非常巨大。」第三,他主張「中日同盟」,說什麼「中日兩國為東亞兩大帝國,日本有不弱於歐洲各國之學術知識,中國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兩國將來能相互合作,則對抗歐洲列強亦非至難之事。」李鴻章的這段議論,固然不乏外交詞令,但是曉以兩國唇齒相依之大義,主張兩國「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卻無疑是真知的見、語重心長。然而,驕橫的伊藤、、陸奧聽不進任何忠告,一心要把日本的富強建立在中國貧弱的基礎之上,妄圖稱霸亞洲,征服世界。

  李鴻章要求在兩國議和期間,雙方陸海軍一律停戰。日本提出日軍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地方、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交日軍管理以及停戰期間軍費由中國負擔等苛刻條件,作為允許停戰的前提。李鴻章要求停戰,是為了防止日軍進攻京畿:而伊藤如此淩逼,意在迫使中國放棄停戰之想,保持對清廷的軍事壓力。李鴻章致電總署,指出日本「要挾過甚,礙難允行」。光緒獲悉後,令奕等與各國公使面商,而各使「均以先索和議條款為要」;同時表示停戰期內中國可「支補」日本軍費,其餘條款「萬難允許」。3月24日,李鴻章被迫擱置停戰之議,而索取媾和條款。伊藤答應以第二天面交。李鴻章從會場返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的槍擊,左頰中彈,血流不止,「登時暈絕」。經醫生檢查,子彈嵌入頰骨,取之難保無虞,決定留彈合口。一個外國使節被所在國人暗殺,實在是一件極端野蠻和醜惡的事。消息傳開,日本「舉國震驚」,世界輿論也為之譁然。陸奧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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