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63)_苑書義

六三

　　豐島海戰之後，李鴻章一面電告清廷有關戰況，一面命令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船，馳赴朝鮮洋面，相機迎擊。」在不到二十天時間裡，丁汝昌曾奉命三次赴朝鮮洋面梭巡。8月3日光緒質問李鴻章：「前據電稱，丁汝昌尋倭船不遇，折回威海衛，佈置防務。威海避處東境，並非敵鋒所指，究竟有何措置？抑藉此為藏身之固？」並令李鴻章察看丁汝昌「有無畏葸縱寇情事」。李鴻章一面為丁汝昌辯解，一面電示丁汝昌：「參折甚多，諭旨極嚴、汝當振刷精神，訓勵將士，放膽出力。」

　　8月13日李鴻章鑒於日本海軍「乘虛往來威海、旅順肆擾，各處告警」，並有赴山海關、秦皇島截奪鐵路之謠，因而責令丁汝昌：「此正海軍將士拼命出頭之日，務即跟蹤，盡力剿洗，肅清洋面為要，不可偷懶畏葸幹咎。」然而，一紙電令，並未能改變丁氏的「偷懶畏葸」。當時光緒「屢催設法接濟」牙山葉志超軍。據說光緒「深怒海軍不能救援葉軍，詰責慶邸，擲碎茶碗，謂丁汝昌不能戰，糜費許多餉何益？」由於丁汝昌「氣餒」，「海軍膽怯」，「水路無從接濟」，葉志超軍面臨覆沒的危險。於是，李鴻章電令葉志超向東邊漢江上游水淺處覓間道北移。

　　當時日本海軍聲東擊西，經常竄到威海、旅順等處「施放空炮，旋即遠網」。8月23日光緒判斷日艦「難保不乘我之懈，再來猛撲」，於是指示丁汝昌將北洋艦隊的防禦重點從朝鮮洋面轉移到威海、煙臺、旅順和大連灣等處，扼守「北洋要隘，大沽門戶」。光緒的主張同李鴻章的想法頗為相似。

　　8月29日李鴻章上書光緒，建議採取「保船制敵之方」。他認為中國「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中國「快船不敵」日本，倘與日本「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他主張中國海軍不必與日本海軍「拼擊」，「但令游戈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日本「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這樣不僅北洋門戶「恃以無虞」，而且威海與朝鮮仁川—水相望，日本因擔心中國海軍東渡襲其陸軍後路，就不敢讓其海軍艦隊全部駛寓仁川進犯中國各口。8月31日光緒肯定了李鴻章的「嚴防威旅門戶，為保船制敵之計」。

　　光緒與李鴻章的一致之處，是放棄爭奪黃海制海權，嚴防威旅門戶，保船制敵。這就既使援朝陸軍陷於孤立，又把戰火引進北洋沿岸，顯然是一太失策。英國人格倫指出：「中國于開戰之初，已不以海軍爭奪制海權，徒造屈服失敗之因，自身承諾將戰地置於中國沿岸，豈不怪哉！」

　　光緒與李鴻章之間的分歧，則在於是否「相機迎擊，以期力挫敵鋒」。黃海戰後，由於李鴻章處處遷就丁汝昌，致使這種分歧更加突出。9月29日光緒根據赫德的「倭兵三隊來華，頭隊指黃海」的消息，諭令李鴻章：「威、旅及內海各口防務十分緊急，海軍修補之船須趕緊準備護口迎敵」。10月2—13日間，李鴻章多次指示丁汝昌：率定、鎮等艦「出巡威灣旅一帶」。

　　10月17日丁汝昌雖然率艦出巡，但卻從旅順馳向威海，一呆就是十天。在此期間，日艦護送陸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李鴻章獲悉後，立即電令丁汝昌酌帶數船馳往旅灣游戈。丁汝昌重施故技，從威海徑直駛入旅順，泊錨不動。當日軍進逼金州，旅防萬分危急之時，光緒電令丁汝昌率艦前往皮子窩設法雕剿，斷其後路接濟。然而，丁汝昌拒不應命，並逃離旅順，返回威侮。李鴻章既聲稱斷日軍後路接濟，「力固不能」；又對丁汝昌率艦「倉皇出走」避匿威海之舉不予深究。

　　11月9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帶艦來津「面商往旅拚戰、渡兵、運糧械接濟」問題。丁汝昌遵命赴津，與李鴻章、漢納根面商。12日李鴻章報告總署說：「丁汝昌擬即率六艦由津赴口外巡徼，遇敵即擊，相撞即攻。」但「若令護送運船，適以資敵」。在這一點上，與漢納根的意見相同。當天，丁汝昌率艦「赴旅順口探巡」，不過只在旅順口外待了幾個小時，就匆匆退入威海，坐視旅順陷落而不救。旅順失守，威海吃緊，李鴻章斷定「灣旅敵船必來窺撲」，便於11月27日電令丁汝昌有警時「應率船出傍台炮線內合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

　　光緒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深知「海軍戰艦數已無多，豈可稍有疏失？若遇敵船逼近，株守口內，轉致進退不得自由」，因而要李鴻章設法調度，相機迎擊，以免坐困。李鴻章當即責令丁汝昌妥籌電複。1895年1月16日丁汝昌指出：若「水師力強，無難遠近迎剿。今則戰艦無多，惟有依輔炮臺，以收夾擊之效。」李鴻章認為丁汝昌「所擬水陸相依辦法，似尚周到」，請總署代奏。光緒經過慎重考慮，在21—23日三天之內連下三諭，既批准李氏之議，說海軍戰艦必須設法保全，「前據李鴻章電奏，預籌水陸相依之法，尚屬詳悉」，又反對坐守待敵，要求李氏迅速籌辦「應如何相機合力出擊之處」。

　　李鴻章遵旨電示丁汝昌：「若水師至力不能支時，不如出海拚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往煙臺。」但是，丁汝昌卻認為：「海軍如敗，萬無退煙之理，惟有船沒人盡而已。旨屢催出口決戰，惟出則陸軍將士心寒，大局更難設想。」1月24日李鴻章答覆說：「汝既定見，只有相機妥辦。廷旨及峴帥均望保全鐵，艦，能設法保全尤妙。」由此可見，光緒希望「保全鐵艦」，並「屢催出口決戰」。李鴻章雖然不無贊許之意，但當丁汝昌堅主「避戰保艦」時，卻又往往採取遷就態度，結果導致威海陷落，艦隊覆沒。

　　隨著戰事的節節失利，清朝統治層裡的明爭暗鬥日趨激烈。帝黨決意削弱後黨，設法迫使慈禧重新起用閒置十年的恭親王奕，擢升翁同龢、李鴻藻為軍機大臣。然而事與願違，奕因「年已老，又疊經廢置」，銳氣盡銷，因循苟且，並沒存成為帝党的幫手，反而支持了後党的求和活動。翁同盒龢、李鴻藻雖然躋身樞府，但卻無力改變後党把持「權而要」的軍機處的局面。帝党在要求起用奕、提拔翁、李的同時，竭力「摧析」為後黨所倚重的李鴻章。他們深知要想增強權勢，堅持抗戰，就必須更易將帥，奪取軍權。「將不易，帥不易，何論其它？」

　　1894年8月，志銳、文廷式等先後上疏彈劾李鴻章衰病昏庸，貽誤大局，請求另行簡派重臣至津誓師。軍機處以為不可，駁之曰：「環顧盈庭」，「無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議。」9月翁同龢、李鴻藻利用平壤之敗，主張對李鴻章一要「嚴議」，二要「拔三眼花翎，褫黃馬褂」。光緒雖然將所謂「嚴議」束之高閣，但卻給予李鴻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的處分。這是帝党對李鴻章的一次小小打擊，也是後黨為了緩和民憤而勉強吞下的一個苦果。李鴻章獲譴後，上疏抗辯，聲稱平壤之敗，系由眾寡不敵，器械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他抱怨說：「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豈能決勝疆場.他還委婉地批評了彌漫於統治層中的輕敵和速勝思想，懇請光緒「主持大計，不存輕敵之心」，多籌巨餉，多練精兵，內外同心，南北合勢，進行持久戰。10月，丁立鈞、張謇等分別上疏「請罪李鴻章」。張謇抨擊李鴻章「非特敗戰，並且敗和」，懇請「另簡重臣，以戰定和」。張謇此折「當日流沫傳誦」，據說李鴻章看後，還擊節贊之為「筆意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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