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62)_苑書義

六二

　　其實，俄國並不願用強力干涉朝鮮問題，擔心援助中國會把日本驅向英國懷抱。7月9日喀西尼派人通知李鴻章：俄國只能以友誼力勸日本撤兵，未便用武力強制，至於朝鮮內政應改革與否，俄國不便與聞。這使李鴻章深感失望。然而，7月22日俄國駐華使館參贊會見李鴻章時卻又聲稱：「看倭人現在情形，勸息勢須動兵」。李鴻章信以為真，說「貴國如派兵船，我海軍提督亦可派往會辦。」他電告總署：「似俄真動公憤，未必欲收漁人之利。」但總署卻聲稱對俄國「不可倚以為助」。

　　李鴻章在請求俄國調停的同時，還企圖利用英國同日、俄兩國的矛盾，爭取英國的支持。當時英國遠東政策主要著眼於防俄，力圖防止俄、日聯合。7月2日李鴻章在會見英國駐天津領事時，乞求英國速派海軍司令帶領艦隊徑赴橫濱，與駐日英使同赴日本外交部，「責其以重兵壓韓無禮，擾亂東方商務，與英大有關係，勒令撤兵，再議善後。」他鼓動說：日本必定遵辦，而英國與中日兩國「交情尤顯」。「此好機會，勿任俄著先鞭。」李鴻章的這種想法，歐格訥「似不以為可」，「未電本國」，並遭到光緒的斥責：「李鴻章此議非但示弱於人，仍貽後患，殊屬非計，著毋庸議。」

　　§消極防禦

　　正當李鴻章和清廷設法和平解決中日爭端之際，日本政府決心不惜採取一切手段，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7月25日日本海軍在朝鮮豐島對中國海軍進行突然襲擊，挑起戰端。7月27日軍機處上奏光緒，建議撤使：佈告各國和對日宣戰。與此同時，總署電詢李鴻章關於撤使、佈告各國的意見。第二天，李鴻章複電總署：

　　倭先開戰，自應佈告各國，俾眾皆知釁非自我開，似宜將此案先後詳細情節據實聲敘。鈞署擬稿必臻周妥，內屬國一節，朝鮮與各國立約時，均聲明在先，各國雖未明認，實已默許，可否于文內輕筆帶敘，斯我先派兵非無名，後來各國調停議結亦暗伏其根。汪使應撤回，倭駐京使及各口領事應諷令自去，倭土貨多賴華銷，應檄行各關暫停日本通商。總署採納李鴻章的建議，於7月30日照會各國公使。聲明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公論難容」。8月1日光緒頒佈宣戰上諭。

　　從中日戰爭總體上看，日本採取戰略進攻態勢，清政府則處於戰略防禦地位。同日本政府精心策劃、主動進攻相反，清政府是被迫應戰，事前缺乏充分準備，事後也沒有制定合乎實際的戰略計劃。不過，既然日本業已挑起戰爭，清政就不能不採取實際作戰措施以應變。豐島海戰之後，清政府逐漸地建立起以京畿、奉天、平壤前線為重點的三位一休的戰略防禦體系。這個戰略防禦體系反映了清朝統治層的共同的戰略思想。

　　平壤是朝鮮舊京，「實為朝鮮全境之中權，乃圖朝鮮必爭之地。」奉天是清廷陵寢宮閥所在，京轟的東部屏障，因而被視為「根本重地」。京畿是清朝的統治中心，日軍的戰略根本所指。因此，清政府從戰爭一開始就集中精力加強京畿、奉天和平壤的防線。這種防禦體系，重在陸路，而忽視了與之休戚相關的爭奪黃海、渤海制海權向題。當平壤、黃海大戰之後，面對著」水陸兩軍新有挫失」、風傳日軍「圖犯北京」、「謀襲瀋陽」的嚴酷現實，李鴻章上疏說：「就目前事勢而論，惟有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瀋陽以顧東省之根本，然後厚集兵力，再圖大舉，以為規複朝鮮之地。」

　　李鴻章提出的戰略防禦計劃，符合清廷故意願，立即得到光緒的批准。此後，清政府基本上是依循這個戰略計劃來指導防務的，即使日本把軍鋒指向遼東和山東半島、力圖摧毀北洋海軍基地、動搖渤海兩翼鑰形屏障之後，清政府也沒有相應的變動防禦重點，仍然堅持重瀋陽、京畿而輕視遼東、山東半島的作法，致使清軍兵力佈署出現了反常現象：敵鋒未及的瀋陽、京畿地區大軍雲集，遊移於戰場之外，而敵人主攻的地區兵力嚴重不足，寡不敵眾。實踐證明，這種戰略計劃是錯誤的。正確的作法，應以遼東和山東兩個半島為戰略重點，控制渤海，拱衛瀋陽和束畿。

　　清朝統治層雖然在戰略恩想上並無二致，但是在戰略防禦中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方針的問題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光緒傾向於積極防禦，而李鴻章則堅持消極防禦。光緒和李鴻章關於防禦方針之爭，主要表現在對北路援軍和北洋艦隊的指導上。

　　關於北路援軍的進止，光緒在發佈宣戰上諭的第二天，就命令李鴻章「迅速電催，星夜前進，直抵漢城，與葉志超合力夾擊，以期迅奏膚功」。第三天又指示李鴻章「加電迅催」，「一俟諸軍齊到，即可合力驅逐倭寇，以解漢城之圍。」光緒的意圖是北路援軍應取攻勢，直趨漢城，與葉志超軍合力夾擊日寇。當時在朝日寇兵力尚單，加之朝鮮官民的支持，清軍南北夾擊，扭轉戰局是可能的。

　　但是李鴻章卻不以為然，他知道朝鮮是個半島，擔心日本利用海軍優勢，截斷北路援軍後路。8月5日他致電衛汝貴說：「日兵船赴大同江，意在截我後路。汝等隊初到，必須先據形勝，堅紮營壘，勿為所乘；確探前路敵情，俟全隊到齊，再相機進止。但平壤要地，宜會商何軍留守，方可前進。」8月11日衛汝貴等提出「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穩紮穩打，庶進退裕如」的方針，李鴻章據以電告總署，井作了「查佈置情形，尚屬周密」的評語。8月16日光緒指示李鴻章「電飭各統將，籌商妥協，迅速進兵：一面並將佈置後路情形複奏。」

　　第二天，李鴻章請總署代奏：「目前只能堅紮平壤，扼據形勝，俟各營到齊，後路布妥，始可相機進取。」光緒認為這是一種「株守以待」的方針，勢必造成「坐失事機」的惡果，因而接連嚴令李鴻章命平壤前敵各軍迅圖進剿，先發制人。然而，李鴻章卻堅持己見，拒不遵旨。8月25日光緒根據李鴻章的提議，任命敗軍之將葉志超總統平壤各軍，「命其督率諸軍，相機進剿。」葉志超始則提出「必俟兵齊，秋收後始能協力前進」；繼而聲稱「陸軍勞費萬端，必有四萬餘人，厚集兵力，分佈前敵後路，庶可無虞。」

　　李鴻章對前者褒以「自系老成之見」，對後者則未置可否。光緒覽奏，「殊深疑悶」，特於9月4日嚴令李鴻章對「所言分佈進剿機宜」，「妥籌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敵人之攻」，並警告他「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幹咎戾也。懍之！慎之！」就這樣，一個要「先發制人」，一個堅持「株守以待」，爭論不休。光緒「屢促進剿，而李鴻章總以兵力不敷為言」，致使日本得以乘機加緊備戰，「密為佈置，修治台壘，造置鐵路，守禦益固，攻取益難。」李鴻章堅持「株守以待」的消極防禦方針，使清軍失掉了主動出擊的有利時機，導致平壤戰役的失敗。

　　關於北洋艦隊的作戰方針，光緒與李鴻章的分歧，也集中在積極還是消極防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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