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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李鴻章和總署認為,日本是以朝鮮「不辦賊」「藉口助兵」的,要使日本撤軍,中朝就必須切實鎮壓東學黨起義。他們指示袁世凱「不必促倭退兵,惟在催韓剿匪」,並飭令葉志超、聶士成「相機助剿」。在他們看來,只要能將東學黨起義鎮壓下去,「俾外人共見,彼時約倭同撤,當較順手。」這是由於他們輕信了日本關於「俟賊全平再撤」的謊言,尚未識破日本的侵略陰謀,因而作出此時日本「不敢遽謀吞韓」的錯誤判斷的結果。

  李鴻章和總署還天真地以為勸導朝鮮改革內政,是消除「倭釁」的「釜底抽薪」之計。他立即指示袁世凱:「無論倭肯撤兵與否,韓必自將內政整理,除貪、獎廉、恤民、察吏,庶旁人無可藉口,務隨時切勸。」

  清政府處理朝鮮問題,主要著眼於反對日本侵略,維護中朝兩國主權,同時也有保持中朝宗藩關係的意圖。清政府為出兵朝鮮事給日本的照會中有「保護屬邦」字樣。日本政府一面力圖在軍事上取得先發制人的優勢,一面脅迫清政府修改照會中「屬邦」二字。李鴻章致電汪鳳藻說:「我朝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歷歷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固不問日之認否,礙難酌改。」

  李鴻章將此意電告總署,得到總署的堅決支持。日本政府見此計不成,便打著「維護朝鮮獨立」的旗號,脅追朝鮮否認中朝宗藩關係。朝鮮政府內部親日勢力迅速抬頭。6月28日日本駐朝公使大鳥照會朝鮮政府,質問朝鮮「是否獨立自主的國家?」,限期答覆。李鴻章聞訊後,指示袁世凱:日本脅迫朝鮮「不認華屬,斷不可從」,務必勸說朝鮮國王堅持定見,如果朝鮮國王屈服于日本的壓力,「竟認非華屬,擅立文據」,中國定將「興師問罪」。李鴻章的本意,是企圖「以此脅韓,勿令輕許。」當時日本政府抓住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宗藩關係問題,竭力破壞中朝關係,挑動侵華戰爭。清政府本應順乎歷史潮流,主動廢止中朝宗藩關係,積極援助朝鮮獨立自強,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結成中朝兩國的反侵略聯盟。怎奈清朝封建統治者不識時務,抱殘守缺,以致失掉朝鮮的友誼,使日本得以售其奸。

  當時清朝統治層雖然都主張「遣兵代剿」、中日共同撤軍和保持中朝宗藩關係,但是在通過什麼途徑避免中日戰爭、爭取和平的問題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帝黨主張一面備戰,一面和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後党和李鴻章則傾向于和商,「以夷制夷」,對備戰有一個從消極到積極的轉變過程。

  李鴻章雖然早在6月14日就宣稱入朝清軍「此時防日較重於防匪」,把防禦日本侵略提到首位;但對備戰卻採取消極態度,認為敵強我弱,「越國進剿,毫無把握」。慈禧擔心中日開戰延誤自己作壽和削弱後黨權勢,支持李鴻章的主張。6月中旬,汪鳳藻、袁世凱皆請「厚集兵力」,遭到李鴻章的拒絕。6月22日總署電詢李鴻章:「倭如添兵不已,我應否多撥以助聲勢,望審籌酌辦。」第二天,李鴻章複電說:我若增兵,日本亦必添調,那將如何收場呢!「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但是,光緒卻認為,「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爭辨,已屬無濟於事」。日本已派大軍進入漢城,倘若對朝鮮「脅議已成,權歸於彼,再圖挽救,更落後著。」他指示李鴻章就「如何及時措置」問題,「妥籌辦法,迅速具奏。」

  6月30日李鴻章遵旨複奏,一面表示日本遽以重兵脅韓,「倘至無可收場,必須預籌戰備」;一面又說「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只八艘,餘船盡供運練之用」,「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軍兵力不厚,「若令出境援朝擊倭,勢非大舉不辦,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為敵所乘,有妨大局。」光緒看後,非常氣憤和不安,7月2日再次降旨,指示李鴻章對「外援內防,自宜先事豫籌」,並責問說:「究竟海軍所練之兵各有若干?此外北洋分紮沿海防軍若干?及直隸綠營兵丁可備戰守者若干?」7月4日李鴻章複奏說現有海陸軍「守」尚有餘而「攻」則不足,如若「出境援剿」,就必須「備餉徵兵」。光緒無奈,便於7月11日決定給李鴻章拔款300萬兩,令其「將戰守一切事宜,隨時妥為籌備,以期緩急足恃。

  光緒指示李鴻章妥籌戰守事宜,李鴻章就提出如何處理在朝清軍問題。當時駐軍牙山的葉志超向李鴻章提出派軍增援、撤軍回國、「守此不動」等上中下三策,請求裁奪。李鴻章斟酌再三,電告總署說:「鈞署現正與倭商,未便遵添大軍,致生疑沮,上策似須緩辦。其中策與袁道同見,前鈞電有或撤或移之說,鴻初慮示弱,惟所稱軍士露處受病實情,可否照辦請速核示。」李鴻章雖因受張佩綸「先班師示弱以驕敵」思想影響而傾向中策,但卻不願明言,因而特地電請總署核示。過了兩天,光緒下諭,指出撤軍「殊屬非計」,而「大舉致討,即在指顧。著李鴻章休察情形,如牙山地勢不宜,即傳諭葉志超,先擇進退兩便之地,扼要移紮,以期迅赴戎機,毋致延誤。」

  就在李鴻章有意撤回駐朝清軍的同時,禦史張仲炘上疏,抨擊李鴻章「觀望遷延」,請「一意決戰,以弭後患」。

  7月14日以後,中日關係急驟惡化,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日本駐華公使向總署呈送第二次絕交書,指責清政府要求日本撤軍是「有意滋事」,聲明「嗣後因此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面對如此嚴峻局勢,光緒和李鴻章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

  7月14日光緒決意進兵,下諭說:日本以重兵脅制朝鮮,「和議恐不足恃,亟應速籌戰備,以杜狡謀。」「著李鴻章速為籌備,先派一軍由陸路前往邊境駐紮,以待進發。」「水路葉志超一軍,兵力尚單,須有繼進之軍,以資接應。」光緒過去傾向於實力備戰以為和地,現在則轉而「一力主戰」了。

  慈禧雖然不願開釁生事,但卻認定日本是個「小國」,堂堂中華豈能容忍「小國」淩辱,因而在一定時期「主戰」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時人說「西後藐日而輕戰」。

  與此同時,李鴻章由於日本的咄咄進逼和清廷的屢屢切責,也開始從「重外交輕軍事」,轉而積極備戰了。7月16日他遵旨派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率軍入朝,進駐平壤。7月20日,又擬雇英商高升等船,運兵赴援葉志超。

  除了作軍事上的準備外,李鴻章還企圖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以夷制夷」,「始則假俄人為鉗制,繼則恃英人為調停」。他只看到列強之間的爭奪,卻無視它們在對外擴張中的勾結,因而對列強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光緒雖然並非拒絕「以夷制夷」,但卻對英、俄調停懷有戒心。

  6月20日李鴻章電告總署,說已經向歐格訥、喀西尼提出請英、俄兩國勸告日本從朝鮮撤兵。因為「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夾攻,或易就範。」正因為他發現日本「畏俄」甚于「忌英」,所以就把主要希望寄託在俄國的調停上。他既給予俄國以調停的「優先權」,又承認」俄國具有與中日兩國共同解決朝鮮內部組織問題的權利。」俄國當時希望維持遠東現狀,並鑒於李鴻章給予自己「莫大利益」,因而決定調停中日爭端,以便從中漁利。6月25日李鴻章對總署說:俄皇已通過駐日俄使「勒令」日本政府「與中國商同撤兵,俟撤後再會議善後辦法。」如果日本拒絕遵辦,「電告俄廷,恐須用壓服之法。」李鴻章深信俄國將能「壓服」日本,軍機大臣們也「喜壓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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