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59)_苑書義

五九

　　朝鮮國王認為此舉使朝鮮「無兵而有兵，無械而有械，用為保邦制治之本」。李鴻章還應朝鮮國王之請，代聘前駐津德國領事穆麟德前往襄助海防商務，並選派馬建常伴往聯絡商辦。翌年6月根據中朝水陸貿易章程，李鴻章奏派道員陳樹棠充任駐朝商務委員。

　　「壬午兵變」後，日本政府加緊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並在朝鮮培植親日勢力。1884年12月日本策動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發動政變，劫持國王，組成親日政府，宣佈「廢止朝貢虛禮」。史稱「甲申事變」。一時人心洶洶，聲稱「將入宮盡殺倭奴」。保守派大臣金允植等親至清軍駐地，「匍匐轅門，撫告哀衷」，請求援助。時吳長慶已奉李鴻章之命，率慶軍3營撤回遼寧駐劄，留駐漢城的慶軍3營，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統帶，袁世凱受命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事務。吳、袁一面聯銜上書李鴻章，要求派兵援護；一面隨機應變，率兵攻入王宮，擊敗日軍和開化黨，救回被劫持到宮外的國王，恢復保守派政權。日本駐朝公使竹添自焚使館，狼狽回國，金玉均等也亡命日本。

　　直到12月10日李鴻章才通過丁汝昌得知「甲申事變」的消息，「殊為駭詫」。他一面電令駐日公使黎庶昌「速探，設法勸息」；一面電告總理衙門，認為「日謀叵測，明系乘中、法有事，尋釁圖朝，恐禍更烈于越南」，主張南北洋派艦駛往朝鮮，進行彈壓，並派大員馳往查辦。12月16日清廷決定「目前辦法，總以定亂為主，切勿與日人生釁」，遂派吳大澂「乘輪督隊迅往，確查酌辦」。當時日本政府中，出現了和戰之爭。文多主和，武多主戰。日本內閣考慮到日本軍事力量尚非清軍之敵，所以決定暫時維持和局，加緊擴軍備戰，再圖大舉。

　　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副使前來中國談判。其時中法戰爭尚未結束，一時謠諑紛紛，多以為日本會乘機要脅，提出苛刻要求。新任駐日公使徐承祖電告李鴻章：伊藤等「來華議事，聞要求數端，惟欲我懲在朝武弁並中日撤兵二事為極要。」前者意在將罪責轉嫁給中國，後者企圖清除日本侵朝的障礙。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伊藤等「在津商議事務，毋庸令其來京」。4月3日中日談判開始在天津舉行，中心議題是懲辦在朝武弁和中日撤軍問題。伊藤始則要求中國單獨撤軍，繼而表示中國如肯撤軍日軍也可商撤。李鴻章起初答以「中國留兵在朝並非多事，似與日本無涉」，接著主張中日同時撤軍，但又企圖取得日本承認中國對朝鮮的派兵權。他對伊藤說：

　　我有一大議論，預為言明，我知貴國現無侵佔朝鮮之意，嗣後若日本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若中國有侵佔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若他國有侵佔朝鮮之事，中日兩國皆當派兵救護。緣朝鮮關係我兩國緊要藩籬，不得不加顧慮，目前無事，姑議撤兵耳。

　　李鴻章本欲保留中國的派兵權，但卻無意中承認了日本享有同等的派兵權。伊藤喜出望外，立即聲明：「與我意相同」。

　　此後，李鴻章雖然力主中國有保護朝鮮的義務和單獨派兵援助朝鮮的權利，但卻遭到伊藤的堅決反對和引起伊藤關於兩國共同派兵權的反要求。李鴻章無奈，便向清廷請示。清廷表示：

　　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無干句下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語，尚屬可行。

　　伊藤在談判中，還根據竹添掩飾自己罪行的報告和所謂日本被難商民的口供，提出懲處清軍統將和償恤難民的要求。李鴻章則憑藉袁世凱、陳樹棠的報告、吳大澂的調查和朝鮮國王的諮文，指明竹添應負全責，議處統將、償恤難民之事，「一非情理，一無證據」，堅不允從，惟答以個人名義，「行文戒飭」，「俾得轉場完案」。

　　4月18日李鴻章與伊藤簽訂中日《天津條約》，主要內容是：四個月內，中日軍隊均自朝鮮撤回；中日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練兵；朝鮮若有重大變亂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

　　這個條約雖然暫時解決了「甲申事變」所遺留的中日之間的問題，但卻由於日本獲得與中國同樣的向朝鮮的派兵權，這就無異於把朝鮮置於中日「共同保護」之下，以致成為甲午戰爭的伏機。可悲的是，李鴻章並沒有看到這一點，反而沾沾自喜。他對清廷說：

　　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約，若將來日本用兵，我得隨時為備，即西國侵奪朝鮮土地，我亦可會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無礙中國字小之體，而有益於朝鮮大局者也。

　　當然，經過談判，李鴻章對伊藤有所認識，並進而指出防日之必要。他致函總理衙門說：

　　該使久曆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

　　後來中日關係的演變，證明李鴻章不幸而言中了。

　　「甲申事變」後10年間，日本和歐美列強對朝鮮的爭奪日趨激烈。英國想借日本之力箝制俄國，縱容日本向朝鮮伸展侵略勢力。俄國則有意同中國拉關係，以與英、日抗衡。日本一面在國內專心擴充軍事和經濟實力；一面採取比較隱蔽的漸進的方式，擴展在朝鮮的侵略勢力，比如借助美國影響朝鮮的內政外交，圖謀控制朝鮮的工商業，利用清政府抵制俄國南下等。

　　當時中國朝野圍繞對朝政策問題，爭論不休。1884年袁世凱向李鴻章建議：莫如趁朝鮮「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員，設立監國，統率重兵，內治外交均代為理，則此機不可失。」有人附和袁氏意見，主張廢朝王，設監國。但是，李鴻章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實行這種改變中朝傳統關係，用類似西方殖民體系的辦法對待朝鮮的主張，必將導致列強的干涉和中朝關係的惡化，使中國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在此期間，還有人鼓吹朝鮮中立。首倡此議的是德國駐朝鮮署使。1885年初德國駐朝鮮署使建議「照泰西成法」，由中、俄、日互相立約，「永保朝鮮」，其他國家之間一旦發生戰爭，「不得借道于朝鮮國。」李鴻章看到這個建議後，懷疑德國署使「與日人通謀」，蠱惑朝鮮，因而拒絕接受。1886年中國駐俄公使劉瑞芬寫信給李鴻章，提議中國對待朝鮮，如「能收其全國改為行省，最為上策；其次則邀同英、美、俄諸國，共相保護，不准他人侵佔寸土，則朝鮮已可倖存。不然恐釁生倉猝，為他人所攘奪，後患更不可言。」李鴻章反對將朝鮮改為中國行省的所謂「上策」，認為「聯絡英、俄保護朝鮮，可稱老謀深算」。他將「此意轉達總署請示」，希望得到支持。不料總署答覆說：「朝鮮為我藩屬，求鄰國保護，不合體例」，他表示「失此機會，殊為可惜」。

　　既然不能使朝鮮中立化或在朝鮮設立監國，清廷和李鴻章便採取加強控制朝鮮內政外交的干涉政策，以期鞏固中朝「宗藩關係」，抗拒列強的侵擾。清廷根據李鴻章的建議，把「壬午兵變」後軟禁在保定的閔妃集團的政敵大院君送回朝鮮，企圖利用大院君鉗制朝鮮宮廷；並任命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李鴻章推崇袁世凱「才識開展，明敏忠亮」，堪任斯職，並特意在其頭銜上增加「交涉」兩字，「略示預聞外交之意」。他還致函朝鮮國王，吹噓袁世凱在朝有「扶危定傾」之功，暗囑以後遇有「內治外交緊要事宜」，應「隨時開誠佈公，與之商榷，必於大局有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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