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57)_苑書義

五七

　　李鴻章乘機對他曉以利害，並揮筆疾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個字送給他。森有禮再三央求李鴻章轉商總理衙門，設法勸說朝鮮接待日本使臣。事後，李鴻章果然不負所托，向總理衙門詳細地報告了與森有禮會談的情況，並建議「將奏請禮部轉行朝鮮一節作為收場，以示格外和好，藉答來意，而略緩其逞強黷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由此可見，李鴻章對於朝鮮，既抱住所謂宗主權不放，又對日本侵略採取「息事寧人之計」，其結果勢必引進日本侵略勢力，損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鮮鑒於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寧人」的態度，於2月26日被迫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其中載明「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當時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並非真正維護朝鮮獨立主權，而是企圖否定中朝的宗藩關係，開拓侵略朝鮮的道路。清朝統治者基於傳統觀念，以為只要朝鮮承認中國為宗主國，第三國承認與否無關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議，又未詰問朝鮮。殊不知如果與第三國引起外交問題，那麼第三國是否承認中朝宗藩關係，就會直接影響事態的發展了。此後，日本藉口朝鮮為「自主之邦」，遇事與朝鮮直接談判，竭力排除中國的干涉，處心積慮地把侵略的觸角伸進朝鮮。

　　血寫的事實使李鴻章逐漸認識到日本侵略朝鮮，勢必引起列強在朝鮮的角逐，「俄人亦將隱啟雄圖，英、美、法、德諸國複群起而議其後」，這不僅為「朝鮮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國之隱憂」。面對日本和歐美列強的侵略，朝鮮勢孤力單，本非其敵，中國將往助而力有未逮，將坐視而勢有不能。從朝鮮和中國的安全考慮，李鴻章推行了所謂「牽制政策」。

　　倡議在朝鮮推行「牽制政策」的是丁日昌。他在1879年說：

　　朝鮮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不如統與泰西各國立約，日本有吞噬朝鮮之心，泰西無滅絕人國之例，將來兩國啟釁，有約之國皆得起而議其非，日本不致無所忌憚。若泰西仍求與朝鮮通商，似可密勸勉從所請，並勸朝鮮派員分往有約之國聘問不絕。總理衙門同意丁日昌的建議，主張勸導朝鮮與英、美等國立約通商，藉以牽制日本，讓李鴻章照丁日昌所陳作為己意轉致朝鮮李裕元。李裕元系朝鮮國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輔，主持大政，曉暢時務，當時雖已退休，但聲勢猶存。他曾致書李鴻章「道其仰慕」之情，李鴻章複書「略及外交之意」。此時若由李鴻章出面寫信給他「藉為開導，尚非無因而至」。

　　李鴻章稱讚丁日昌所言「為朝鮮計，實為中國計。」他遵旨致函李裕元，發揮丁氏建議，請求將其呈報朝鮮國王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李鴻章寫給李裕元的信，雖是由薛福成起草的，但卻如實地反映了他對遠東形勢的看法和所擬推行的外交政策。

　　首先，他認為「日本行為乖謬，居心叵測」，亟宜設法防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對於鄰邦朝鮮和中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付可以制之」，而朝鮮「固不可無以備之」。

　　其次，他認為朝鮮應該在軍事和外交兩個方面採取應變措施。在軍事方面，應該「密修武備，籌餉練兵，慎固封守。」在外交方面，應「恪守條約」，不要給人以可乘之機。同時「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相繼與歐美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前者是加強國防建設，後者是講求「交接遠人之道」。李鴻章認為，這是保衛朝鮮的必要措施。

　　李鴻章說：「西人恃其精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是「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他朦朧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列強征服世界的活動，是難以抗拒的，惟有因勢利導，才能防患於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勾結英、法、美或俄國侵略朝鮮，使朝鮮「勢成孤注」的可怕前景；又看到歐美各國同日本爭奪朝鮮的現實，企圖勸導朝鮮與英、美、法立約通商，「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進而迫使俄國講和通好。顯然，這是一種均勢思想，企圖在列強之間「互相箝制而莫敢發」的條件下苟延殘喘。

　　李鴻章的均勢思想，同他對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本質缺乏認識有關。在他看來，「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間」。英、美、德、法距朝鮮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通商耳，保護過境船隻耳」。他輕信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通例」和「公法」，錯誤地以為英、美、法不會「無故奪滅人國」，無意把朝鮮變為自己的殖民地，而只是想「通商」、「保護過境船隻」。因而，朝鮮只要與英、美、法立約通商，就能使之以為我用。日本畏服歐美列強，以朝鮮之力制日本，肯定不行，以允許歐美列強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他還勸導朝鮮應隨時派人到有約之國，「通聘問，聯情誼」，「倘遇一國有侵佔無禮之事，盡可約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其實，無論是立約通商，抑或是「通聘問」、「聯情誼」，都不會改變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本性，不能指望藉此獲得它們的支持而排除日、俄侵略勢力。

　　生活在封閉社會裡、遵循傳統治略的李裕元覆信表示：朝鮮本意「不欲與他國來往，牽於眾議，不敢主持。」但「擬仿古外國人學之例」，諮請禮部揀選明斡人員赴天津，「學習練兵制器之法。」

　　1880—1881年間，美國派遣薛斐爾出使朝鮮，企圖以日本為媒介與朝鮮立約通商。俄國除兵於黑龍江、海參崴等處，如「不得志於中國，必將逞威於朝鮮」。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脅迫總署勸說朝鮮「急與各國通商」。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朝鮮君相「幡然變計，有聯絡外邦之意」，但因統治階層中「議論紛歧，尚難遽決」。清政府為了加緊推行牽制政策，也改變屬藩「公牘往來職之禮部」的舊制，決定「遇有關係洋務緊要之件」，由北洋大臣和駐日公使與朝鮮「通遞文函，相機開導」。

　　李鴻章受命之後，面臨著如何處理朝鮮與他國立約通商的問題。駐日公使何如璋從維護宗藩關係出發，主張中國應派人前往代為主持，或請旨飭令朝鮮與他國訂約，並於條約內聲明：「奉中國政府命願與某國結約」。李鴻章認為這種主張，雖然不無道理，但卻窒礙難行，勢必引起朝鮮的疑慮和歐美列強的反對，不如對朝鮮「密為維持保護」更為適宜。

　　李鴻章主張朝鮮應先與美國立約。他認為美國「最為公平順善」，「無貪人土地之欲」，又「好排難解紛」，「聯美」有利於朝鮮。他邀請朝、美代表來津「面議其大略」，再赴朝鮮。所謂朝、美立約談判，實際上成了中、美關於朝鮮問題的談判。李鴻章督同馬建忠、周馥代擬了朝鮮與美國通商章程草稿，而美使薛斐爾則提出了以《江華條約》為藍本的約稿。雙方分歧的焦點是中朝宗藩關係問題。中方代擬約稿規定「朝鮮為中國屬邦，而內政外交事宜向來均得自主。今茲立約後，大朝鮮國君主大美國伯裡璽天德俱平行相待，兩國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侮之事，必彼此援護，或從中善為調處，俾獲永保安全。」非常明顯，前半段是要美國承認中、朝宗藩關係，後半段是要美國「援護」朝鮮抵制舊、俄侵略。而美方約稿同中方代擬約稿比較，所差甚遠，對於中國屬邦，「均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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