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56)_苑書義

五六

　　按照《中法停戰條件》的規定，雙方要議定正式和約。法國新政府任命巴德諾為全權代表，清廷則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但事實上，有關中法正式條約的談判主要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天津進行的，主要談判者是金登幹（在赫德指使下）和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副司長戈可當，而不是李鴻章與巴德諾。具體的程序是：法國把自己所擬定的條約草案交給金登幹，金登幹電告赫德，赫德遞交總理衙門；清廷就這個條約草案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見（其間曾徵求李鴻章的意見），經赫德交給金登幹在巴黎與法國談判，每當雙方就某幾款取得協議後，才由中法政府把這幾款分別交給李鴻章和巴德諾，由他們就細節和約文加以核對。所以，他們在天津的工作基本上只是「督同中外翻譯官，詳確考究，講解文義」而已。

　　李鴻章自己也明確說過：「款議始終由內主持，專倚二赤（指赫德），雖予全權，不過奉文畫諾」。所謂「由內主持」，系指由慈禧決策。正如赫德所說的：「在這次談判中，每一項提議都是事先經過太后親自主持考慮和批准，她很勇敢，力排反對之議，主張和平，且在諒山勝利群議主戰之時，仍願忠實履行談判已取得的協議。」條約草案是由法國方面擬出的，清廷認為「無甚為難」，基本上可以接受，所爭議的主要是在關係自己所謂「威望體面」的虛文上，如翁同龢所說，「不過皮毛耳」。

　　這樣，李鴻章在長達一個多月的談判中，也就囿於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很少接觸實質性問題。6月9日李鴻章和巴德諾在正式和約即《中法會訂越南條約》（亦稱《中法新約》、《李巴條約》）上簽字。該約的主要內容是：越南境內聽任法國「自行弭亂安撫」，中國「不派兵前赴北圻」，不干預法越間已定和將定之條約，從而使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界地區向法國開放通商，指定保勝以上、諒山以北兩處為通商處所，法國在此享有和其他通商各口相同的權利，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納稅「照現在通行稅則較減」，從而使法國取得了在我國西南通商的特權；日後中國修築鐵路，自向法國業此之人商辦，從而使法國奪得在中國修築鐵路的特權。而中國所得到的，只不過是「至中越往來」「必不致有礙中國威望體面」的虛文。這個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法戰爭以「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的局面告終。

　　第六章　一生事業掃地無餘

　　§「能柔朝鮮而不能折日本」

　　清流健將張佩綸對李鴻章說：「能柔朝鮮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鴻章在朝鮮和日本問題上所扮演的正是這類角色。

　　朝鮮是一個較小的國家，但戰略地位卻極重要。朝鮮由於封建制度和李氏王朝的統治，長期陷於貧困和衰弱的狀態中。中朝國境毗連，兩國人民自古以來建立了深厚友誼，但清朝封建統治者卻對朝鮮維持著中國和越南那樣的宗主藩屬關係。19世紀70年代後，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列強竟相插足朝鮮，朝鮮成為列強爭奪中國的矛盾的焦點之一。時人指出：「各國之圖中國者，無不圖先占朝鮮。彼以為朝鮮得，而中國之左臂斷，進可以制東三省而搖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積聚觀時而動，而中國在其股掌之上。」日本利用同朝鮮地理上的鄰接，和其他列強遠隔的便利條件，成為侵犯朝鮮的急先鋒。

　　早在談判和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期間，李鴻章就發現日本覬覦朝鮮的野心，並相應地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他堅持在條規中列上「所屬邦土不可侵越」條款，「隱為朝鮮等國預留地步」；並多次告誡日本對朝鮮應「釋釁修好」。1873年來華換約的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以朝賀同治皇帝「大婚親政」為由，進京呈遞國書，特派柳原詢問總署大臣毛昶熙：「朝鮮諸凡政令是否由該國自主？中國向不過問？」毛昶熙等答覆說：「中國對於朝鮮，雖與冊封及正朔，然其內治與和戰，皆朝鮮自主，與中國無關。」狡猾的柳原默不置辯。副島返國路經天津，李鴻章勸日本接受豐臣秀吉征韓失敗的教訓，對朝鮮應「釋釁修好」，「若用武強逼斷無能相和好之理」。副島假意表示：「君言誠是，鄙意亦只欲如此辦理」。

　　李鴻章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看到日本對朝鮮抱有侵略野心和中朝關係的極端重要性。他致函總署說：「日本覬覦朝鮮曆有年所，朝鮮為我東土屏蔽」。日本陸軍比海軍強，距朝鮮又最近，日本侵犯江浙，「尚是沿海肢休大患」，倘若侵略朝鮮，「則為遼京根本之憂，前訂規條以所屬邦土不可侵越等語，實欲預杜此意」。然而，規條和告誡都無法改變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本性。副島一經回國，就主張對朝鮮發動侵略戰爭。

　　1875年日本即蓄意製造了江華島事件，作為「誘導朝鮮開化，使朝鮮屈服，並予吞併」的藉口。是年9月間，日本軍艦「雲揚」號擅自駛入朝鮮江華島附近測量海口。朝鮮海防軍向日本軍艦發炮警告，日艦竟然攻毀炮臺，並派兵登陸，攻城殘民。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一面派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領艦隊來到江華島，以追究「責任」為名，脅迫朝鮮訂約通商；一面又派外務少輔森有禮使華，因為日本深知中朝之間存在著宗主藩屬關係，中國是日本侵略朝鮮的重大障礙。

　　1876年1月森有禮到達北京，與總理衙門奕等進行洽談。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中朝宗主藩屬關係問題。森有禮斷言朝鮮之為中國屬國，「徒空名耳」，否認中日修好條規適用於朝鮮事務，企圖「在與朝鮮直接交涉之際，杜絕中國方面的干涉」。奕則表示「朝鮮為中國所屬之邦，與中國所屬之土有異，而其合於修好條規『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則一。」坐鎮津、保的李鴻章，密切地注視著中日會談，總理衙門也不時地「抄示往復議論朝鮮節略」。李鴻章認為日本對於朝鮮，以議和為名，實則備戰，而朝鮮並「不願議和，誠恐釁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鮮「不足以敵日本」，中日修好條規無法束縛日本手腳，日本侵佔朝鮮使中國「有唇亡齒寒之憂」，又不願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議採取「息事寧人之計」，勸誘朝鮮忍辱負重，允許日本「通商往來」，以期「暫弭兵釁」，並使中國避免捲入糾紛。

　　1月24日李鴻章在保定會見了森有禮。森有禮專程拜訪李鴻章，是想「複申各說」，通過李鴻章影響總理衙門，打破談判僵局。李鴻章接見並宴請了森有禮。森有禮絮聒不休，聲稱「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李鴻章針鋒相對，指出「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有禮堅持強權的邏輯，而李鴻章卻迷信「萬國公法」，殊不知「萬國公法」並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強違約」。森有禮還否認朝鮮為中國「屬國」；李鴻章駁斥說：朝鮮「奉正朔，如何不是屬國？」他倆關於朝鮮是否中國「屬國」的爭論，其實質是西方殖民觀念與東方封貢觀念衝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圖排擠清朝勢力、打開侵略朝鮮的通路和清朝方面為維護宗藩關係、防止日本侵略朝鮮的鬥爭。森有禮在「酒酣面熱」時，曾說「取了高麗有何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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