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55)_苑書義

五五

　　6月18日清廷諭令左宗棠複入軍機，這是一項對戰和之局頗有影響的人事安排。次日，李鴻章即致電潘鼎新：「左相進京，正議主戰，內意遊移。」清廷還指示有關疆吏將帥，「仍當視以必戰之勢」，「認真佈置，力籌備禦」，駐越各軍仍在原處待命。但是法國卻迫不及待地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軍防地。6月23日法軍向諒山前進，諒山清軍代表向法軍解釋尚未接到清政府的撤防命令。法車在觀音橋（北黎）打死清軍代表，炮擊清軍陣地。清軍被迫還擊，打退法軍，這就是所謂「北黎事件」，交涉風波再起。

　　「北黎事件」發生後，法方便敏感地注意到李鴻章「顯出驚慌的樣子，恐怕這是在北京得到勝利的反對派的成績，而李已不再是事態的主持人」。這是事實。因為李鴻章簽訂和約成了眾矢之的，處境難堪；加之李鴻章在談判中確有如清廷所申斥的「辦理含混」之處，為法國製造釁端進行訛詐提供了藉口，從而使之更加被動。清廷一度將李鴻章攆出中法交涉事局之外。

　　法國一手挑起了北黎軍事衝突，反誣中國破壞李福條約，大肆訛詐，要求中國「火速」撤軍並於京報聲明，至少賠償兵費2億5千萬法郎，提供履行李福條約的擔保。7月12日法國駐華代辦謝滿祿將上述要求以最後通牒的形式向總理衙門提出，限期照辦，否則法國便「自取押款，並自取賠款」。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將軍艦調往福州和基隆，意在武裝佔領這兩個沿海口岸並在此徵收關稅作為「擔保」。面對法國的軍事部署和外交訛詐，清廷傾向妥協，決定遵守李福條約，撤退保勝、諒山各處防營，並詔命曾國荃為全權大臣，陳寶琛為會辦，去上海與法國公使巴德諾談判。

　　曾國荃身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又是主戰派人物，但在會談中卻表現得頗為軟弱和笨拙。他自己也承認「舌戰實非所長」。李鴻章窺其窮蹙，乘機慫恿他勿以廷旨為限，「當相機為之」，「無論曲直，求恩賞數十萬以恤傷亡將士，似尚無傷國體」。曾國荃竟聽從此議，擅自答應給法方「撫恤」銀50萬兩（合350萬法郎）。巴德諾以為數太少斥為「笑柄」，清廷聞訊後嚴旨申飲曾國荃等人。法國則一面堅持勒索賠款，一面訴諸武力。8月上旬，法艦進攻基隆，形勢危急。清廷乞求列強調停，但「英、德與法仇，不肯過問，美滑無力」，難以奏效。李鴻章乘機慫恿清廷接受賠款議和條件，說不然「戰後亦必賠償，為數更巨」。慈禧六神無主，竟召奕譞哭訴：「不願再經咸豐故事，但亦不願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譞曰：「可以打。」慈禧說：「打就打到底。」慈禧又召見御前大臣、軍機、總署、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集議，說「和亦後悔，不和亦後悔。和就示弱，不和會割地賠款而且損傷不少，或許引起內亂而且亦賠不起。」

　　許久無人發言，左宗棠起立說：「中國不能永遠屈服於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作戰費。」慈禧遂命罷朝，含淚以左為是。在這種情況下，外界認為「李鴻章地位甚為危險」。其實，手握軍權的李鴻章在統治層中仍不失為舉足輕重、安危系之的人物，身陷僵局的曾國荃、陳寶琛等致電總理衙門，乞請李鴻章出來收拾局面，認為「轉圜」之事，「非李不能了」。李鴻章仍然力主避戰求和。8月23日他致電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要他在樞廷活動，「設法回天」。不料就在當天，法國艦隊在馬江突襲福建水師，炮轟船廠。8月26日清廷下詔對法宣戰。

　　清廷宣戰以後，李鴻章雖然迫於形勢，在某些特定場合，有過「中國別無辦法，惟有用兵」，「萬不再請說和」（指不再請外國調停）之類的話，並且也不得不作一些軍事佈置以搪塞清廷的指令，但實際上是抱著消極抗戰、積極求和的態度，他甚至拿馬江之敗來作為他堅持避戰求和正確的根據。但當時清廷的抗戰態度似乎是堅決的。9月3日慈禧以有人奏劾張蔭桓私函上海道接洽賠款問題，將張蔭桓等6名總理衙門大臣革職。李鴻章與清廷的態度之所以大相徑庭，主要原因在於，清廷所考慮和爭取的是維護王朝的體面，而統治層中的主要輿論，社會各界高漲的抗戰熱情，都支持了這種心理需要。

　　但李鴻章所著眼的卻是敵我力量對比。他深知與法國的堅船利炮相比，中國兵單餉匱，而北洋海軍又處於初創階段，劣不敵優。而法國方面，在進行戰爭壓迫的同時，也沒有放棄誘和的嘗試。10月初正當法軍對臺灣和北越發動猛烈進攻、中國軍民頑強抵抗之際，李鴻章卻與法國領事林椿密謀和議，德璀琳也積極插手調停活動。當時伺機排斥李鴻章、德璀琳，力圖包攬對法交涉的赫德認為，「李鴻章和德璀琳的聲望和信用已受到威脅，他們所企求的是使天津條約毫無保留地被接受，這使茹費理和福祿諾很高興，引導法國以為李是他們的盟友，但另一方面這使中國不願意談判，或提出困難的條件來對付」。他看出清廷的心態是：「要和平，但不肯『丟臉』要和平。不幸的是這裡所認為『丟臉』的，倒並不是喪失事物的實質，而是丟掉他的虛名。」

　　基於這種認識，赫德提出一個既維護法國侵略權益、又照顧清廷「體面」的折衷方案。清廷表示接受，但法國卻於1885年1月7日予以拒絕。就在這一天，赫德指令金登幹去巴黎，表面上是去同法國政府直接商談1884年10月在臺灣被法軍扣留的中國海關供應船「飛虎號」的釋放問題，實際上是開闢與茹費理直接聯繫的渠道，以包攬中法議和。赫德這次的確成功了，他告訴金登幹：「我把事情全抓在我手裡，並儘量保守秘密，連李鴻章都不知道實情，而且設法碰到它」，「連總理衙門方面我也不敢把每一件事都告訴他們」。

　　儘管李鴻章並不情願被排斥於局外，企圖插手干預，但因沒有得到清廷的支持而落空。在和議基本達成，《中法停戰條件》簽字的前夕，赫德致函金登幹說：「李鴻章在這三個星期內特別不老實，雖然皇帝命令他與伊藤博文伯爵（日本為朝鮮事件派來的特使）談判，並且要他撇開法國問題，但是他卻多管閒事——他並沒有接到叫他這樣做的命令。衙門——特別是新王爺——在我們直接去找茹費理以後，堅決地支持了我……我盼望我們是接近結束了。」

　　清廷所以支持赫德主辦與法議和，而排斥李鴻章干預其事，一則是對李鴻章在中法交涉中的表現不滿和失望；二則中日關於朝鮮問題交涉確需有人主辦；三則似乎是接受以往「廚子太多打翻了湯」的教訓，企圖專用赫德這樣一個有著特殊身份的人物，以便借助英國政府調停，促使和議成功。清廷之所以急於議和，一則因為戰局漸漸向有利於法國方面轉化，法軍在中越陸路戰場取得明顯優勢，佔領諒山並一度攻陷鎮南關，法軍又加緊在中國沿海進行騷擾，而中國財政拮据，軍需不支，不得不屢借外債；二則因為日本利用朝鮮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插手朝鮮問題，與法國的侵華戰爭遙為呼應，增加了對中國的壓力。法國政府這時也想乘勝講和，以保證自己在和議中的有利地位。

　　但是就在基本達成巴黎和議的時候，1885年3月下旬，中國軍隊連續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和臨洮大捷，戰局大變，中國軍隊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法國由於軍事失敗引起政治危機，茹費理內閣倒臺。可是就在這種有利形勢下，金登幹卻得到清廷認可，與法方代表于4月4日在巴黎簽訂了《中法停戰條件》，大旨為：雙方遵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雙方停戰，法國解除對臺灣的封鎖；雙方派代表在天津或北京議訂條約細目和撤兵日期。中國在軍事勝利的形勢下仍然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協讓步，甚至連法國當局都驚呼「簡直不能想像」。停戰協定簽字後，清廷立即下令北越駐軍分期撤退回國。前線愛國將士「拔劍斫地，恨恨連聲」。而清廷卻以所謂「乘勝即收」來替自己對外妥協辯護，壓制前線愛國將士的抗敵願望。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