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54)_苑書義

五四

　　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此時的表態，不僅是由於談判破裂、戰局已開的形勢激發了他的對外抗爭性所使然，而且與清流派的活動有著密切關係。中法交涉以來，清流健將對李鴻章有打有拉，既時有責言，抨擊他「怯敵」、「過於謙和」；又設法聯絡，力圖對他施加政治影響。1883年12月張佩綸進入總理衙門任職，他因「全力主戰」，被有的外國人視為「驕矜無知和中國式愛國主義——『中國人的中國，主義——的產物」。張佩綸自告奮勇赴津遊說李鴻章，「鼓舞其氣」。慈禧認為張氏「奮勇能辦事」，批准了他的請求。張氏於12月5日抵津，逗留五日，李鴻章的《遵旨妥籌邊計折》正是此後所上。李鴻章致函李鴻藻說：「日前幼樵來晤，詢悉碩畫藎勤，忠誠蹇蹇，欽跳動名……洵如尊旨，只有增軍備繕，一意堅持」。由此可見，李鴻章此折正是迎合了李鴻藻之意。張佩綸的天津之行，當是清流派精心謀劃、佈置的一次重要活動。

　　正因為如此，李鴻章主戰的餘音未息，清流派便緊鑼密鼓地出場配合。已出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呼喊尤力。他於1884年1月初上《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折》，強調須「決戰計」，說「事已至此，羈縻無益」，主張在越南與法軍一戰。由於李鴻章和清流派的一度合拍，使得主戰輿論更占了上風，以致於以「轉圜」為言的翁同龢，儘管「仍力言之，然無和者」。

　　當然，儘管這時李鴻章與清流派表面上你唱我和，異口同聲，但李鴻章的主戰表態並不見得言由其衷，頗有委蛇保榮的意味。

　　中法交涉以來，李鴻章處於「謗議喧騰」之中，就在他上《遵旨妥籌邊計折》前夕，更有人對他激言彈劾，說他「歲費國家百萬金，而每有震驚，一味議和」，「張夷聲勢，恫嚇朝廷，以掩其貪生畏死，牟利營私之計」，「坐擁重兵，挾淮軍以攬權」，要求立予罷斥。輿論可畏，而清流派則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輿論，慈禧對他們仍舊放縱和利用，派系鬥爭複雜，政局叵測。李鴻章自然不會冒然拒絕清流派的聯絡，招其勁矢，故作出親而近之、迎而合之的姿態。對於其他門戶，他也因事制宜，巧於應酬。

　　李鴻章的圓滑並不是多餘的。當時清朝統治層中確實構成一種特別複雜的多邊關係網絡，慈禧就是主宰這個網絡中樞的蜘蛛。她的心機和下一步行動，即使李鴻章這樣的權至們似乎也無法捉摸。他們似乎在沉悶的氛圍裡預感到一場暴風驟雨即將降臨，而對他們是凶是吉、是禍是福著實叵測。1884年4月他們所預感的風雲果真到來了。慈禧對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進行了大改組，以奕譞集團取代了奕集團，並給清流派當頭一棒，從而一改「當國者益厭」的「言路紛囂」的狀況，「風氣為之一變」。在這種情況下少李鴻章便很快收斂了他那主戰的面孔，又返回到避戰求和的老路上去，充當了與法國代表福祿諾談判的牽線人和全權代表。

　　福祿諾是法國海軍艦長，被赫德稱作「聰明、詭譎、富有野心的『玩火者』式的人物」。此人在中國多年，且曾久居天津，認識了李鴻章。1s84年3月下旬福祿諾和當時任粵海關稅務司的德璀琳晤談，隨後德瑤琳便親自赴津將福祿諾的密函交給李鴻章。福祿諾玩弄恫嚇手法，企圖脅迫李鴻章就範，聲稱：法國「擬調兵船人華，將奪據一大口岸為質，若早講解，可電請其國止兵」。李鴻章果真被嚇倒，致函總署說：「若此時與議，似兵費可免，邊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掠沿海地方，恐並此亦辦不到，與其兵連禍結，日久不解，待至中國餉源匱絕，兵心、民心搖動，或更生他變，似不若隨機因應，旱圖收束之有裨全域矣」。

　　這時在巴黎與法國政府直接交涉的曾紀澤，因其外交舉措使得法國大感惱怒，特別是他在致德報函中，公開將中國軍隊在越南山西的敗績，與普法戰爭中法皇被擄、怯軍覆沒的色當一役相對比，使得法國朝野一致認為這是對法國的最大侮辱，掀起了驅曾的喧囂。福祿諾在給李鴻章的密函中，就把曾紀澤調離法國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之一。這正合李鴻章的心意，李便順水推舟地慫恿情廷撤銷曾紀澤駐法公使的職務，任命駐德公使李鳳苞暫代。此後曾紀澤雖然以出使英、俄大臣的身份，仍然對中法和戰之局育所獻議，但畢竟是局外旁言了。

　　這時清廷已決心與法言和，諭令李鴻章「為保全和局起見」，「通盤籌劃，酌定辦理之法」，但「不別貽後患」、「不稍失國休」。其實，既然妥協議和，又怎能不貽後患、不失國體呢？清廷此舉，無非是既要求和苟安，又要推卸罪責。李鴻章看透清廷險惡用心，為了避免充當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也玩弄手法以應付清廷，說自己「身任疆事，分應備兵禦侮，不敢專主議和，」即使「竭誠籌辦」，但「今日事勢至此，恐不能如前歲與寶海所訂三條之妥」，他要求清廷欽派大臣前來「統籌斯事」，並對「何者可行，何者難允，先具大略規模」，使其有所遵循。情廷無奈，只得提出4項限定性條件：「越南世修職貢，為我藩屬」不變；杜絕人滇通商；黑旗軍不能任法國驅除；不付賠款。同時，清廷諭令廷臣集議，致使戰和之爭又起。

　　5月4日御前大臣和預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彥納謨祜領銜上《預籌和局折》，聯名的各類官員竟多達158名，其中包括原清流健將陳圭琛、黃休芳、吳大澂，以及湘系要員左宗棠、曾紀澤等人，他們主張議和「收束」。而持有異議另拆具奏的只有31人，其中除了張佩綸為總理衙門大臣外，其餘多是科道言宮類毫無實權的人物，如孔憲毀、鄧承修、吳峋、劉恩溥等人，他們雖然主張「力籌戰守」，但又表白不敢一味以「和議為非」，只恐「李鴻章為彼族所誤」，「和與不和當以敵情兵力為定」。清廷支持前者，壓制主戰派，因而李鴻章與福祿諾的議和進行得非常快捷，從5月6日開始會談，到5月11日就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款》，亦稱《李福協定》，凡5款，主要內容：中國承認法國與越南訂立的條約；法國不索賠款，中國同意在中越邊境開埠通商；中國軍隊自北越撤回邊界。

　　李鴻章將這樣一個和約，誇耀為自己交涉的成功，說福祿諾原議僅3款，是他與之「再四推敲，酌改數次，始能辦到如此地步，實已舌敝唇焦」。清廷也認為條約於「國體無傷，事可允行」。其實，這是一個大傷國體的屈辱條約。赫德評論說：「這條約是我所見到的最奇特的文件，露在表面上的完全不是真的，真正的意義卻在表面上一點也找不到！它念上去倒象一個李鴻章對法所得勝利的公告，而不是中國失敗的記錄。它容許法國在越南為所欲為，比法國國會的方案還有馳騁的餘地。我認為它給了法國一張在越南的空白支票，而且是法國『保護』中國的第一步」。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破的之論，它滿足了當時法國侵吞全越、窺向中國的貪欲。茹費理「曷勝欣喜」地讚揚李鴻章說：「我快樂地體驗到了這位政治家是用和我們自己相同的觀點去考慮兩國的利益的」。他稱譽李鴻章「為國名臣，深於閱歷」，李鴻章對此則表示「欣悅之至」。

　　條約如此屈辱，恐怕連主和派中的許多人都始料不及，這給了主戰派反擊的把柄。主戰派對李鴻章群起而攻之。在簽約的第二天，孔憲瑴、鄧承修等20餘人就聯名上奏，指斥李鴻章「視棄地猶弁髦，謂『中國所爭在體制，不在區區一越南』，實為舛謬」，聲稱如遵此約實為下策，主張以繼續交涉來「遷延時日」，讓有關疆吏將帥統籌戰備，俟「防備已周」，「以戰則克，以和則固」，贏得主動，否則，即使「竟與約和」，也要以紅河為界劃分保護區，不可全棄越南。接著禦史47人會同翰林院彈劾李鴻章。主戰輿論不容置若罔聞，清廷只得作出幾分主戰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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