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53)_苑書義

五三

　　李鴻章表示，中國並不打算與法國失和，沒有也無意明助或暗助越南，但是申明越南為中國屬國，對法越1874年條約，中國「未嘗明認」，他並致電曾紀澤以統一口徑。曾紀澤認為，李之「駁甲戌約」，「申言尤妙」，亦著力堅持之。在脫利古看來，李鴻章「系統地抗拒了他」，「而且做出了一種最傲慢的態度」，他認為清方的策略是使法國麻煩、厭倦和疲竭，激起法國國內輿論反對內閣。但脫利古認定，中國的武力準備「虛而不實」，主張法國應立即對越南宣戰，「給順化方面以重大的打擊」，從而壓迫清政府改變態度。然而脫利古在談判中卻改換策略，「忽變前此兇悍情狀，似欲和衷婉商」，企圖施展陰柔的伎倆，誘騙清政府承認《越法和平同盟條約》，認可法國對越南的既得侵略權益，放棄過問越事的權利，允許法國染指雲南。

　　李鴻章當即表示「各節與中國意見未合」，不能接受，要「中國日後不能干預越事，斷做不到」。李鴻章看出與脫利古的會談在短時間裡難有突破性進展，便於7月5日離滬赴津。脫利古向其政府報告說：「李躲避了，……他的離去可以看作是在中國進行的談判的破裂」。但「北京朝廷不願斷交，它更小心不向我們宣戰」。正是抓住清政府的這一弱點，脫利占主張與中國斷交，採取「剛勇」、「強力」的行動，說這樣做，「那些只與強者協商的中國人，必將首先向我們讓步」，「我們必將看到中國的匪幫在我們面前退卻」。法國政府沒有與中國斷交，但卻派軍直逼越南部城順化，並於8月25日強迫越南政府簽訂《順化條約》，使越南完全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9月18日脫利古與李鴻章在天津恢復會談。脫利古表面上「詞氣甚和」，但實際上變木加厲地進行訛詐，提出所謂三條辦法：保護在越之中國商民：剿除北圻土匪；另計中法邊界。據脫利古的解釋，「保護在越之中國商民」是基於越南地方現在全歸法國保護而言；所要剿除的「土匪」，系指劉永福的黑旗軍；所謂「另訂中法邊界」，是指在法國保護全越的前提下，「擬將廣西、雲南邊界再放寬些」。李鴻章認為這些問題「不能商量」，明確表示：「越南為中國屬國，北圻土匪實由中國剿平。今法國恃強稱兵，而日此事與中國無干，中國豈能甘心？在法國之意，不認越為中國屬國，不欲中國與聞越事，並疑中國駐兵越境即為暗助黑旗。在中國之意，則認定越為屬國，必應設法保護，駐兵越境，乃中國應有之權，並可自護邊界，且亦不自今日為始。兩國各執一見，愈說愈遠」。

　　李鴻章還希求通過劃界將法國勢力限制在北圻以南的地方。他提出，以河內為界，南北分別由法國和中國「保護」，即大致以北緯21°分界。其實，法國並不是真正要與中國分界保護越南，而是企圖以「低廉的價碼」，換取清政府對它控制整個越南的承諾。對李鴻章的方案，脫利古當即拒絕，提出「由滇粵原有邊界約拓開十五裡為新界」，也就是只留出與中國滇粵接壤的寬十五裡一線地帶，其餘的越南領土全部歸屬法國。這顯然是談判桌前「漫天要價」的慣伎，李鴻章指責說：「此語與中國命意相距太遠，亦與法國外部之語不符」。李鴻章堅持原議，「舌敝唇焦」地爭執，脫利古「堅執不允」。這樣，談判一直沒有結果。李、脫天津談判期間，法國已任命巴德諾為駐華公使，令脫利古返回日本。10月28日脫利古離華東渡，李、脫談判便以破裂而告終。李、脫談判的破裂，固然在於法方條件過苛，要挾過甚，但也表明李鴻章並非毫無原則地一昧妥協退讓，他甚至產生過「此後但備與法人動兵」的念頭。

　　在李、脫談判的同時，曾紀澤則在巴黎與法國外部直接交涉，就結果來看，曾氏的交涉也同樣陷於失敗。李鴻章本來不願讓曾紀澤在對法交涉中與之平分秋月，當他在上海與脫利古會談之初，就曾建議清廷特簡「洞達時務之大臣馳往法國」，以取代曾紀澤，被清廷拒絕。曾紀澤也在極力爭奪對法交涉全權而排斥李鴻章。當李、脫上海談判中斷的時候，曾氏乘機向法國方面強調：「李鴻章實際上並未負有任何正式的使命」，法國政府「只可真正地與總理衙門或有談判必要的全權的我商議」。

　　他在與法國外部會談中，放棄了否認法國在越南的一切侵略特權的主張，明確提出中法分界「保護」越南的建議。這時，他雖然堅持認為「越南久列藩封」，中國對越南有「上邦之權」，但同李鴻章一樣，這只不過是「以虛求實」的外交辭令而已，他甚至向新聞界宣稱，只要法國公開承認中越間名義上的宗藩關係，那麼法越間前訂條約「中國似皆可准」。他還否認劉永福黑旗軍與中國有任何聯繫，只是不情願聽任法國「驅逐」而已，這與李鴻章的口徑也無二致。稍後，他向法國提出關於解決越事的6條辦法，主張將法國侵略勢力限制在南圻，維護傳統的中越宗藩關係，中國有權過問越事，允許各國通商紅河，開放山西對岸的屯鶴關為通商口岸等。李鴻章對曾紀澤的主張，大致是持贊同態度的。

　　由此可見，這個時期在有關越事的實際主張上，李、曾二人是大同小異的，二人的主要差異不在於實質性問題，而在於表面態度的剛柔上。曾紀澤好示「剛嚴」，顯「豪氣」，談判桌前，他常以聲色俱厲回敬對方的蠻橫無理，動輒訴諸新聞手段揭露對方，不憚於「不見禮於敵庭」，在交涉中多次出現僵局。而李鴻章則顯得「陰柔」、「圓滑」，有時故作忍讓之態。曾紀澤嘗責言：越案「每下愈況，始終誤於三字，日『柔』，日『忍』，日『讓』」，並說：「吾華早示剛嚴，則法人必不敢輕於舉發」。如系就問題的實質而言，這種見解不無道理，但從李、脫談判時期曾、李二人的舉措看，其「柔」、「忍」、「讓」與「剛嚴」的區別似乎主要不是實際主張的歧異，而是表面態度的不同。

　　1883年12月中旬，以法軍進攻駐越南山西的清軍為標誌，中法戰爭正式爆發。清廷在主戰輿論的推動下，公開表明武力抗敵的態度。但駐紮山西的清軍統帥、雲南新任巡撫唐炯卻「棄軍而逃」，「率行回省」，黑旗軍也因寡不敵眾而撤退。法軍在12月16日佔領山西城，致使清朝統治層中的某些人倉皇失措，甚或有撤防之議。然而這時李鴻章卻「慷慨激昂」地發出主戰的呼聲。12月17日即法軍佔領山西的次日，李鴻章上《遵旨妥籌邊計折》說：

　　……臣惟中外交涉，每舉一事，動關全域，是以謀畫之始，斷不可輕于言戰，而挫敗之後，又不宜輕于言和。劉永福以新集之軍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殺傷相當，棄城走險，疆域勝負，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即敵或徑犯北寧，三面受兵，勢頗難守。然我兵終無遵罷之理……豈可望風震懾，倉卒撤防，使法窺我內怯，要挾多端，增環海各國狎侮之漸哉？

　　夫南宋以後，士大夫不甚知兵，無事則矜憤言戰，一敗則誆儒言和，浮議喧囂，終至覆滅。若漢、唐以前，則英君智將，和無定形，戰無定勢。卒之虛憍務名者恒敗，而堅忍多略者恒勝：足以知致敵之奇，終在鎮定。伏願朝廷決計堅持，增軍繕備，內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濟艱難，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將之疏撓定見，不以一前一卻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勝一敗蔔廟算之是非，與敵久持以待機會，斯則籌邊致勝之要道矣。

　　縱觀李鴻章此番言論，其中對士大夫「無事則矜憤言戰，一敗則誆懦言和」的指責，顯系針對曾經攻訐過他的某些主戰論者而發的，雖然挾雜私人成見，但也不失為切中時弊、合情合理之言。他對戰局的分析和預測，應當說是符合實際、頗有見地的。「決計堅持，增軍繕備」的主張尤為切要之見，難能可貴。而四個「不以……」之論，在對清廷的委婉批評箴勸之中，顯示出從全域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的見識。這些，都是應當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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