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52)_苑書義

五二

　　早在60年代，法國就用武力脅迫越南阮氏王朝簽訂《西貢條約》，將南圻變為殖民地。1873年法國派安鄴率軍侵犯河內地區，留駐在中越邊境的中國農民武裝黑旗軍及其領導人劉永福響應越南政府的號召，馳援河內，大破法軍，陣斬安鄴。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卻在法國的訛詐下，與之簽訂《越法和平同盟條約》，承認法國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護權」。1880年以後，法國積極籌劃武力奪取越南北部，並把侵略矛頭直指中國西南邊疆。面對法國的咄咄進逼，清朝統治者不得不把越南和中國西南邊疆的局勢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最早關心中法和戰問題的是駐英、法公使曾紀澤。1881年他在與法國頻頻交涉的同時，建議清政府儘快籌商，明定方針大計。總理衙門首先與李鴻章商討，李鴻章提出：採取軍事措施，添派兵船隨同運米的招商局輪船前往越南紅江遊弋，「藉壯聲威」；通過外交途徑作越南方面的工作，「派明幹得力之員，往越嚴密偵探現在情形，晤其國王大臣等，將通商自強各事宜，隨機開導」。他認為這樣「或可稍紓彼患，即可藉固我國」。隨後總理衙門上疏陳言，清廷決定戰備、和議雙管齊下，「以理諭之，以勢遏之」，「二者交相為用」。

　　1882年4月，李威利率領法軍攻陷河內，越南形勢日趨嚴峻。在清朝統治層中，積極備戰的主張逐漸占了上風，5月30日清廷飭令滇粵陸軍出防場外，廣東兵輪效期出洋，福建兵輪亦調得力者前往，「毋僅作閉關自守之計」。正在這時，李鴻章因其母去世，回籍奔喪。直隸總督一職由淮系要員張樹聲署理，而中法外交之爭則主要由曾紀澤負責處理。曾紀澤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針對法國對越南侵略的不斷升級而接連提出抗議，強調中國與越南間傳統的宗藩關係，力主維持中越權益。法國則堅持越事與中國無關，以不子理睬的冷漠方式相對抗。這樣，中法交涉陷入僵局。

　　9月車鴻章奉命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隨即謀求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會談。11月24日雙方正式開始談判。這樣，外交的主戰線就從巴黎轉至天津。在談判當中，寶海一面老調重彈：法國與越南前訂條約，意在行船通商，並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則是為了「靖匪黨」，而中國追兵深人越境是破壞和局，製造釁端；一面提出以中國撤兵為和談的先決條件，進行欺騙和訛詐。李鴻章傾向妥協，建議清廷不要錯過機會，「速致滇粵疆吏轉飭將領按乓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

　　12月28日寶海與李鴻章的代表馬建忠會商協議條款，據稱「相互辯論三時之久，稿經七八易而成」。條文要點是：倘中國將雲南、廣西之兵自現在屯紮之地退出，法國即聲明它「毫無侵佔土地之意」和「毫無貶削越南之謀」；准許外國商人溯紅河到中越邊界從事對雲南的貿易，並在保勝設口岸，驅除「盜賊」（主要是指劉永福黑旗軍）；在紅河中間某地劃界，南北分別歸法中兩國保護。李鴻章公然把這種妥協讓步的協議，看成是自己折衝樽俎之功。

　　李、寶協議原意是要為中法雙方的進一步談判奠定基礎。1883年1月總理衙門對協議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態度，但到2月卻因法國內閣發生變動而出現波拆。被公認為「狂熱的殖民主義者」的茹費理再度出任內閣總理，一貫藐視中國而主張對華強硬的沙梅拉庫擔任外長。他們不滿意前任政府對越事政策的「遷緩」，採取了更為激進的侵略方針，斷然否決李、寶協議，並撤銷了寶海駐華公使的職務。這使得李鴻章驟然陷人被動的地位，朝野責言繁興。曾紀澤攻擊李鴻章為寶海所騙。而有的外國評論家卻悅「寶海受了李鴻章的欺騙」。其實，李、寶都沒有從根本上違背各自政府的意志。法方之所以否定協議，主要是因為它以議和來掩蓋階段性軍事準備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而條款又未能滿足其侵略饜欲，當然這也同新舊內閣對外政策的激緩有直接關係。

　　法國內閣改組，李、寶協議告廢之後，空氣驟然緊張。法國向越南增派戰船和軍隊。法軍在加強對越軍進攻、佔領南定等地的同時，蓄意向中國挑釁，阻止和扣押招商局的運米船隻，加緊進攻劉永福的黑旗軍。這使李鴻章十分惱怒，當寶海再度見到他時，「這位總督象拳師那樣緊緊握著雙拳」說：法國如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事情似乎只有這樣辦」，表示要以武力一決雌雄。

　　清廷的態度一時也有所改變，諭令有關大員實力講求戰備，「不可稍涉疏懈」，「以杜詭謀，而維大局」。5月清廷以怯越事急，旨命請假回籍葬母的李鴻章秉金革毋避之古訓，迅速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制。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對李鴻章的倚重，也許真的覺得只有他這位「威望素著，通達事變」的人物方堪此任；另一方面也正如李鴻章自己所察覺到的，「這次任命是他仇敵企圖毀掉他的陰謀」。

　　面對此情此勢，李鴻章非常氣憤，報怨這是「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令人寒心」。他拒赴前敵，複奏公然提出不去廣東、暫性上海的方略。清廷無奈，只好照允，並於6月6日命他仍回北洋大臣署任。6月8日他致函總理衙門，強調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警告「勿惑浮議，激成禍端，致誤全域」。6月16日他又上《法越事端交涉重大遵旨妥籌全域折》，並附《滇粵防務宜責成疆臣並請簡員馳往法國交涉片》，系統地表述了他的避戰求和的觀點。他承認法國侵略越南對於中國育著嚴重的危害，說「越如為法所並，凡我屬國，鹹有戒心，而滇粵三省先失屏蔽」，「邊患固無已時」。他認為法國並越之念甚堅，不會甘心釋手，而「我以虛聲嚇之，彼未必即相震懾」。

　　但是，對於客觀形勢的正確分析，並沒有使之得出應該抗戰的結論和下定抗戰的決心。他聲稱「我以重兵臨之，則內地益形空虛」，「兵連禍結，防不勝防」；法國海軍強盛，中國海軍難以禦敵；中國兵弱餉乏，久戰終必不支；兵端一開，中國既添近優，又貽後患；越南悖妄，毋須顧之。李鴻章避戰求和的主張，遭到清流派健將的批駁。張佩綸、陳寶深、張之洞等在李鴻藻的支持下，紛紛要求清廷對法採取強硬政策。他們打著「天子守在四夷」的旗號，主張援越抗法，以固藩籬而衛門戶。在他們看來，雖然中法軍事力量對比懸殊，但只要海陸軍有機配合，揚長避短，並非不可與法國決以勝負，只要堅持持久戰，法國必將知難而退。他們指出，列強恣意侵淩，民族危機白益嚴重，並非導源於抗戰，而正是由於因循、偷安「幾冀和局」造成的結果。

　　李鴻章在避戰求和思想的支配下，從抵滬暫駐到回任北洋後的數月中，主要與法國特使、駐日公使脫利古進行會談，謀求和平了結中法爭端。

　　在上海，自6月6日至7月1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雙方會談五次，另外還間有函件往來。當時法國政府企圖迫使清政府完全就範，不但承認它在越南的既得侵略權益，而且承認它所謀求的在北圻的侵略地位。脫利古既然受命於此，又因原來就是法國政府「主戰派手中的一個柔順的工具」，所以與李鴻章一開始接觸就表現得十分驕麥、強硬，聲稱「此非辯論之時，目下情形，只論力，不論理」，中國若不滿足法國的要求，「法國斷不稍退讓，即與中國失和亦所不恤」。有時，李鴻章稍事辯駁，他即忿然作色，拂衣而出。李鴻章則以相當的耐心和柔韌應對。開始交涉的主要膠著點在於：脫利古強調，法國對越用兵，是為了維護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條約》所「應得之權利名分」，與中國無涉，中國不論明助或暗助越南，即為與法國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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