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44)_苑書義

四四

　　一次是支持羅應旒。1879年貴州候補道羅應旒上疏建議在不改變科舉制度的前提下，另辟途徑，造就精通實學和西學的人才。他認為選舉之法「舍詞章外無另設專科之理」，主張「改京師太學及直省書院為經世書院，令舉貢、生員有心經世之學者以充學生」，「盡棄其時文、詩賦之學」，而「視其才之相近者」令研究各科實學和西學，「學有成者，由掌院與督撫視其才之大小保奏錄用。」清廷詔令李鴻章、沈葆楨「妥議具奏」。沈葆楨在複奏中，既斷言「經世書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則紆」；又讚美時文，主張存時文去詩賦。李鴻章的態度略有不同，他明確表示「羅應旒之條議，如兼課西學以資實用，鼓勵巧工以新製造，……均可節取而酌行之。將來遇有此等事件，應由臣等隨時請旨核辦。」

　　一次是支持潘衍桐、譚宗浚。1884年正當中法戰爭激烈進行之際，國子監司業潘衍桐呈遞《奏請開藝學科折》，認為「求才不若儲才」，指出當時中國急需「邊才」，「夫邊才莫要於知兵，而知兵莫先於制器」。他建議另開一藝學科，「凡精工製造、通知算學、熟悉輿圖者，均准與考」，並對那些經過實際鍛煉著有成效的藝學科鄉會試舉人、進士，分別等第量予官職，「如此乃足得異才而收實用」。潘氏批駁了所謂「中國文物之邦，不宜以外洋為法」、「用洋人之長技以敵洋人，必幹事無濟」等謬說，斷言只有學習「外洋」，開設藝科，才能使「真才可望奮興，而邊務亦資得力矣。」

　　潘氏關於開設藝科之請，猶如投石擊水，使自同光之交論爭以後一度趨於沉寂的政壇又掀起新的波瀾，潘折上後，清廷詔令大學士、六部、九卿會同總理衙門妥議具奏。於是禦史方汝紹、翰林院侍讀王邦璽、禦史唐椿森等紛紛應詔陳言，時任軍機大臣的大學士左宗棠也特地寫了《藝學說帖》。據翁同龢日記透露，他於1884年7月22日在內閣大堂就看到涉及藝科問題的奏摺4份，其中潘衍桐拆「請開藝學科」，王邦壘折「專駁潘析，以為于人心風俗大害」，方汝紹折「暗駁潘，而以宜講實學吏治將才邊防等」，左相說帖則認為「藝學當興、開科不必，或令學政試取算學等」。據李慈銘從邪報抄錄的上諭說：唐椿森「奏曲藝不宜設科」。由此可見，對於潘氏開藝科之請，議複者們有的「專駁」，有的「暗駁」，有的倡言「興藝學」而反對「開藝科」，幾乎沒有一個知音和公開贊助者，最後經內閣會議奏駁，清廷諭令「毋庸置議」。

　　潘氏關於「開藝學一科以儲人才」的主張，雖然遭到守舊勢力的批駁，但卻博得持有相似見解的李鴻章的讚賞和支持。本來潘折曾請敕下總理衙門和南北洋大臣「妥議複奏」，但是清廷卻只令朝臣議複，並沒有徵詢南北洋大臣意見。所以李鴻章只能在私下發表自己的看法。李鴻章致函吳汝綸說：

　　俗人談西學，驚為河漢，不知其精微獨到處，往往合於經訓及周秦諸子所著書。……同文館初設，中外譁然。近人藝科一疏，朝士爭指為異端，時學之錮人如此其深也。

　　鴻章在寫給洪鈞的信中還透露出兩則重要消息：

　　譚叔裕為人草奏請開藝科，遂為巨公所惡，求免京察而不得，以歷練已深、屢陪中贊之編修，竟出之雲南矣。崔惠人召見，蒙諭以翰林習小楷試帖為無用。聖明英武，承於慈闈，此真轉移好機會，惜惠人未能暢對也。

　　譚叔裕名宗浚，廣東南海人，與潘衍桐有同鄉之誼，潘氏請開藝科一「疏草于編修譚宗浚」。譚氏因此而遭致守舊勢力的忌恨，時隔一年，就被貶為雲南糧儲道。崔惠人名國因，翰林院侍講，1889年因出使美國而被光緒召見。李鴻章既為譚宗浚的不幸遭遇而憤憤不平，又為崔國因的怯懦失機而撫膺歎息。

　　自70年代末期以後，李鴻章除了支持有關開藝科、課西學之請外，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設法實行自己早年提出而被清廷否決的另開洋務進取一格、設立洋學局即洋學格致書館的主張，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輩只有盡所能為其（按指朝廷）所不能為者」。

　　李鴻章讚賞西方的教育制度，認為西方「學堂造就人才之道，條理精嚴，迥非中士所及」。他看到西方「兵船將棄，必由水師學堂，陸營將棄，必由武備書院造就而出，故韜略皆所素裕，性習使然。」他斷言「我非盡敵之長，不能致敵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備，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若災憑血氣之勇，粗疏之才，以與強敵從事，終恐難操勝算。」

　　他基於培養新式軍官、建設北洋海陸軍的需要，分別於1880、1885年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學習中學、西學、文事、武事，天津武備學堂學習天文、地輿、格致、測繪、算化、炮臺營壘新法，並操習馬隊、步隊及行軍佈陣分合攻守諸式，仍兼習經史以充根底。這兩個學堂為北洋海陸軍培養了一批「文理通暢，博涉西學」的將佐。此外，李鴻章還效法西方相繼設立了威海水師學堂、旅順魚雷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西醫學堂等。當時李鴻章建立的各類學堂，同其他省份創辦的學堂比較，不僅在數量和類別方面佔有優勢，而且其中許多還具有開創和示範意義。

　　李鴻章在辦學實階中，發現清廷任官重科甲正途而直接影響著學堂學生的來源和質量。他說：「除學堂、練船外，實無可造就將才之處。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複以尋常勞績苛之，世家有志上進者皆不肯就學。」他為此而憂心仲仲，不得不趨就現實，力圖通過為學堂人員爭取「與正途並重」或「由科甲進身」而扭轉這種不利局面。

　　1885年清廷決定「以大治水師為主」。李鴻章應詔陳言，指出編練水師必須「選將取才」，建議對學堂人員「定以登進之階，令學成者與正途並重，嚴以考核之法，俾貪情者立予罷斥」。

　　1887年清廷決定對「求才之格」「量為推廣」。李鴻章隨即上疏，為學堂人員力爭「由科甲進身」。是年，禦史陳繡瑩奏請將明習算學人員量予科甲出身。奕譞等人認為「試士之例未可輕易變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為推廣」，建議各省學政於歲科試時，准生監報考算學，除正場仍試以四書、經文、詩策外，其經古一場另出算學題目，考生果能通曉算法，即報送總理衙門複勘註冊，遇鄉試之年，考生親赴總理衙門，「試以格物、測算及機器製造、水陸軍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條約、各國史事諸題」，擇其明通者錄送順天鄉試。如人數在20名以上，於鄉試卷面統加「算學」字樣，與通場士子一起考試，不另出算學題目。試卷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20名於額外取中1名，「文理清通即為合試」。但卷數雖多，中試人數不得超過3名，「以示限制」。至於會試，則因向無另編字號之例，所以凡算學中試的舉人，「仍歸大號，與各該省土子合試，憑文取中。」在他們看來，「如此則搜求絕藝之中，仍不改科舉得人之法，似亦鼓勵人才之一道」。奕譞等人提出的方針辦法，得到慈禧的批准。李鴻章企圖授例為天津水師武備學生及教習人員爭取科甲正途出身，特地上疏說：

　　查學堂之設，雖為造就將材起見，要皆以算學入手，兼習經史，其中亦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觀光者，倘異日得由科甲進身，則文武兼資，未始不可為禦侮干城之選。……合無仰懇天恩府准於鄉試之年，除各省士子兼通算學者，由本省學臣考試諮送外，所有天津水師武備學生及教習人員，屆時就近由臣處遴選文理清通者，開單諮送總理衙門，聽候考試錄送，一體鄉試，以資鼓勵而廣登進。若幸而獲雋，仍歸學堂及水師陸軍調用，俾收實效。李氏此議，奉旨允准。所以1888年天津水師武備學堂教習及學生得以同上海廣方言館肄業生、同文館學生一起參加了順天鄉試。

　　這次鄉試，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實行西學和中學同考，把八股取士的藩籬衝破了一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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