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43)_苑書義

四三

　　所謂文相即大學士文祥「目笑存之」，廷臣會議時「禮親王世鋒複奏，及醇親王折內均未論及」。王孝鳳即王家壁，於蓮舫指于淩辰，他們相繼上疏，痛詆李鴻章。他們拼命地為八股取士唱讚歌，說「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堯舜周孔之道，欲人誦經史，明大義，以敦君臣父子之倫也。人若不明大義，雖機警多智，可以富國強乓，或恐不利社稷。」他們堅持「以章句取士」，正是為了培養有利於大情「社稷」的封建衛道士。他們還竭力反對「盡趨洋學」，在他們看來，不僅所謂電學、算學、化學、技藝學等「洋學」不足以禦敵；而且「學洋學即不能不以洋學之精否為人才之用舍」，改變傳統的封建的取仕標準，培養出一些「以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的所謂「無恥之人」，危害清朝封建統治。因而他們攻擊李鴻章「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並「伏乞聖陰裁斷，慎重科目以養明大義之人才，毋令僉王之徒巧為嘗試，斯為國家之福。」

　　這場形諸于章奏的公開論爭，最後經總理衙門奕訴等出面調解而平息。奕等既說李鴻章「請開洋學」「原與科目並行不悸，並非如王家壁等所稱以洋學變科目」：又聲稱「洋學特科，尚非倉猝所能舉行」，而應優先解決遣使問題，「將來出使各國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於國家，則於設學、設科之舉必且眾論交罕，不至再有異議矣。」

　　這場爭論不僅形諸于章奏，而且筆之於函牘。作為門生、部屬的劉秉璋曾致函李鴻章提出責難，而李鴻章則「托乾淨臣諍友之義」，覆信「聊布腹心」，進行駁論。李、劉之爭，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時文、試帖、小楷和要不要學習「洋學」的問題上。劉秉璋以避免「招人非議」和「制科代有偉人」為由，竭力維護時文、試帖、小楷。李鴻章批駁說：「招人非議，是專就人一面看，當論是非，不論毀譽也。試帖小楷，絲毫無與於時務，此所已知者也。」「至稱制科代有偉人」，曾國藩、李鴻章「皆科目得之」，「此論前數年早已辟過，尚記憶否？」即使有幾十個曾、李，「洋務亦斷辦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強飾，正誤于當日之時文小楷也。」

　　劉秉璋還以「聖道」貶「技藝」，主張「用夏變夷」，反對設立所謂「用夷變夏」的「洋學局」。李鴻章嚴正回答：「又謂算學比于天文，生為六藝之一，聖人未嘗不講究。兄卻未見聖人留下幾件好算數器藝來。又謂格致測算無非欲其用諸製造，然天地萬物萬事皆有製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視。又謂統名之洋學局疑於用夷變夏，名不正則言不順，是必華學即可制夷即可敵夷。若尚不足以制敵，則取彼之長益我之短，擇善而從，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趙武靈王胡服為比，即須綜核名實，洋學實有逾于華學者，何妨開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內地，駐京師，公尚所齒斤于夷夏之防，則必吏有攘夷之本領，然後不為用夷之下策，請問公有何術乎？」

　　劉秉璋最後危言聳聽地說：改功令，學洋學，「言之而行則誤國，不行則損望」。李鴻章堅定地表示：「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數百年，不行則後有王者必來取法，無所誤亦無所損，危言過慮，非所敢承。」當然，他並不知道「必來取法」的「王者」，會是即將登上政治舞臺的封建階級的反對力量——資產階級。

　　從7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歷史車輪的滾動，李鴻章對科舉改革問題的認識也逐漸有所提高。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李鴻章從指斥小楷試帖進而抨擊科舉制度。

　　1874年李鴻章還僅僅指斥小楷試帖，要求擴充洋學，而尚未抨擊科舉制度本身。但是，同光之交關於變通科舉之制的論爭，卻把李鴻章的科舉改革思想推向前進。1878年2月他在致郭嵩燾的信中斷言晚清「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已經達到「積重難返」的程度，究其根源，就在於上自朝廷下至士子無不崇尚「科目、時文、小楷」的惡果。他把批判的鋒芒首次指向「時文」、「小楷」賴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導、士子迷戀「科目、時文、小楷」的危害。這些見解明顯地超越了同時代洋務官僚頭面人物的認識水平。

　　還是這一年，李鴻章在為章刻明朝波濱蔡先生遺書所寫的序言中，特地借題發揮，抨擊晚明科舉之制，以古諷今。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論晚明積習之弊，以志餘慨焉。」他寫道：

　　明自正德、嘉靖以後，人才雖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或不盡衷于道，蓋其時科第重而朋黨興，居風氣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明太祖以四子書文取士，其始風氣渾樸，往往根抵經史，涵泳道昧，且用人之途半由薦舉，故凡巨儒碩彥多出為時用。中葉以降，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於是格律變而益精，風尚窮而益變，向之所謂根抵經史、涵泳道味者轉較迂而不切，未由適中度程其高下情濁之矩，有司意為去取，如風之漻然于長空而不可執也。是時科第既益重，豪之士槁項沒齒冀得，當於一試幸而得之，英光銳氣耗減略盡，奚暇他求。故論者謂有明一代無學問者，非無學問也，舉業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習於見聞，風氣所趨，牢不可破。

　　苟非由甲科進者，仕宦不逾常調，計典不入上考，暨其極敝，知有師生之誼而不計國事，知有門戶之黨伐而不論是非，雖其雅負時望猶蹈此失，況汶汶於科第之中者乎？其或疑然不倚，守正擄忠，匡救百一，勢孤援弱，亦終不安其位以去。晚世園事日棘，乃拔一二異才於舉業之外，猶必群力傾排，務俾顫沛而後已。此其未流所錮，日即淪胥，雖聖人其能振救之哉。雖然其所托為孔孟傳道之書，則其說甚純無瑕，其初立法取明理達意而止，視夫專崇未技炫巧鬥妍而無實義者，猶為質勝於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

　　在這裡，李鴻章雖然名曰「論晚明積習之弊」，但其真意卻在於影射清末偏重科第造成「無學問」、「人才衰」和「朋黨興」等嚴重後果，為改革現實的科舉制度尋找歷史的根據。正象曾紀澤所說的那樣：「抉摘晚明科第朋黨之弊，不遺餘力，此文殆有為而言之。」

　　第二，開始把「變科目」與「易官制」聯繫起來。

　　60、70年代，李鴻章提出「變法」口號，主張遵循儒家傳統治略，內修政事，並採用西法，舉辦洋務。到了80年代末期，李鴻章便把「易官制」提到「變法度」的首位，並基於改革腐朽的官僚體制的需要而力圖推進科舉改革。當時八股取士制度支撐著腐朽的官僚體制，那些躋身顯貴、不諳世事、醉心利祿之徒，大都出之於科甲正途。因此，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學兼漢宋，道貫中西」的人才，藉以改變官僚隊伍的成份，就成為改革腐朽的官僚體制的必要條件和重要組成部分。不過，李鴻章的認識和實踐是脫節的。甲午戰後，他曾反思說：「論者咸知時文試帖之無用，又不敢倡言廢科舉，輒欲調停其間，於是藝科算學之說，迭見條陳」。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如此呢！他既不敢倡言廢科舉，更不敢奏請易官制，只好一面設法支持有關開藝科、課西學之請，一面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擴充洋學。

　　自70年代末期以後，李鴻章支持開藝科、課西學之請，主要有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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