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42)_苑書義

四二

　　李鴻章對舉借外債的態度，不能說是錯誤的，問題在於他在借款的實踐中往往屈服於洋人的壓力而被迫改變初衷。1883年上海金融市場由於外國金融勢力的干擾，釀成了一場嚴重的貨幣危機。是時輪船招商局運營資本周轉失靈，加之「商股難招」，李鴻章便批准該局從英國資本抬和、天祥兩洋行借貸747千餘兩，以碼頭、倉庫作為抵押。這次抵押借款為洋務派民用企業舉借外債度日開了一個先例。1884年輪船招商局為躲避中法戰爭的破壞，將全部財產以525萬兩代價售與旗昌洋行，約定在戰爭狀態結束後照原價贖回。

　　到了1885年，輪船招商局既要償還怡和、天祥兩洋行欠款，又須贖回抵押旗昌的財產，但因「無款可籌」，便又以全域輪船、碼頭作為抵押品，向滙豐銀行告貸30萬鎊（合銀1217140兩），年息7厘，以金鎊計算，由於銀價猛跌，匯率劇變，使以白銀折算金鎊還債的輪船招商局遭到了數十萬兩的損失。這次貸款不僅是外國資本的高利盤剝，而且是外國資本蓄意侵蝕企業主權的行動。因為滙豐貸款的主要條件是：「合同訂立乏後，滙豐派一監理之洋人。該洋人可以隨時查看局中帳簿，並驗看各船產業。其人薪水由招商局給發」，「每年有妥當者二人，估局中各產物輪船（產業價值），俟三十萬鎊金並利還清為止，此二人由滙豐派往，其薪費等項均由招商局付出」；「招商局和滙豐往來銀款」，「均由滙豐經手」；「如招商局不能照上列各款依時辦理，滙豐可以有權全行收取，或摘取局中船隻各物業，可出賣、可出賃、可出典，聽憑滙豐主意。」

　　30萬鎊借款，原定分10年還清，但直到1895年議定續借20萬鎊貸款時，尚未付清，致使輪船招商局產權長期旁落，滙豐駐局代表馬士直接操縱局務。馬士多次與輪船招商局幫辦沈能虎發生爭執，並於1887年擅自任命壁德生為「保大」號船主，以致造成「保大」號失事的重大事故。馬士一面被迫向李鴻章作辭職的表示，一面向滙豐銀行經理卡默倫求援，企圖賴著不走。卡默倫指使該行天津分行的萊斯就近向李鴻章施加壓力，聲稱如果李鴻章批准馬士離局，滙豐就堅持要履行借款合同的有關條款，特別是委派一個監督，代表銀行駐局。

　　李鴻章控制的民用企業，還有電報局同丹麥大北公司、英國大東公司簽訂過「齊價合同」。鐵路公司、開平礦務局向怡和洋行、華泰銀行、德華銀行、滙豐銀行舉借過債。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894年為止，洋務派舉借的外債計有13筆，其中李鴻章控制的民用企業舉借的就多達8筆。

　　官督商辦企業雖然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卻不是早期民族資本發展的前史和必經之路。

　　李鴻章創設的官督商辦企業，沒有從官僚資本轉化為民族資本的。它的發展趨勢大致育四種類型：被外國資本吞噬的，如開平礦務局於1900年被英法比財團「東方辛迪加」攫為己有；改歸官辦的，如電報局於1902年「但改官辦，而不還商本」，1908年由郵傳部將電報局商股「備價贖收」：遵循官督商辦成例的，如輪船招商局，直到1909年改歸郵傳部時，仍「諸承舊貫，毫無變更」；招商頂替的，如華盛紡織總廠，盛宣懷以「連年虧折」為名，於1901年全盤售與集成公司，改名集成紗廠，其實這種所謂「招商頂替」，完全是盛宣懷「把官廠變為私廠的一套詭計，股票始終還是握在盛家手裡」，因而這個紗廠並沒有變成民族資本企業。

　　李鴻章創設的官督商辦企業內部官權侵害商利，壓抑了民族資本的生機。掌握用人、理財和業務經營大權的「官」，通過貪污盜竊、挪用資金聯鎖投資、廉價收購股票等各種方式侵吞私人資本，聚集官僚資本。盛宣懷就是這類「官」的典型。他由一個「空心大老」而攀附權貴，在李鴻章提攜下，歷任署理天津海關道、登萊青道兼煙臺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等要職，充當李鴻章的洋務總管，「挾官以淩商，挾商以蒙官」，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盡取天下之利權而歸一己」，成為「財勢兩足，心敏手辣」的早期官僚資本家。他這個「官」愈富，「而商人愈困矣」。

　　官督商辦企業由於「經理歸官」，入股商人所能遇到的不是「利之無幾」的局面，就是「股本耗折」的悲劇，致使「人皆怨悔，深以為懲」。正因為「官」愈富、商人「愈困」和「怨悔」，所以在官督商辦企業內部就出現了新的動向：有些亦官亦商的人物，開始向民族資本家轉化，發展私人企業，但他們發展私人企業的資金往往不是來自官督商辦企業的積累；而原先某些附股官督商辦企業的民族資本家，雖然有意掙脫官督商辦羈絆，發展私人企業，但因「股本虧盡」而力不從心。這種趨勢並非是民族資本必須經過官督商辦的標誌，而是官智商辦破產的必然結果。

　　§興學育才

　　李鴻章在把洋務運動推進到「富強相因」階段的同時，積極地倡導改革科舉、興學育才。1874年海防議起，截至1875年3月，在呈送內閣的54件籌議海防的折片、清單中，只有李鴻章、沈葆楨、周盛波、薛福成、丁日昌等人的奏拆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變通科舉之制問題。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拆》，不僅呈遞的時間早於其他4折，而且在抨擊小楷試帖的弊端、變通考試功令的措施方面，也是其他4折所望塵莫及的。李鴻章斷言「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他明確指出列強「以兵脅我，殆無虛歲」，而中國卻缺少「練達兵略精通洋法」之人，究其原因，就在於朝廷壘持以章句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趨向西學的門徑。他懇請「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以支撐「天下危局」。他一面認為「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理應棄之；一面建議對「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凡有海防省分，均應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炮、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器學數門，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如有志趣恩議，於各種略通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學而精者為之師友，按照所學淺深，酌給薪水，伸得研究精明，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炮局，或充補防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別文武，照軍務保舉章程，奏獎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出身無異。若始勤終怠，立予罷斥。」

　　由此可見，李鴻章既要求在「科目」中廢棄「小楷試帖」，又建議變通考試功令，「另開洋務進取一格」，通過「洋學局」培養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人才，使其「與正途出身無異」。李鴻章的這種主張，顯系借鑒了前此諸人設計的有關改革八股取士的種種方案，把他在1864年提出的「專設一科取士」的思想進一步充實與具體化的結果。李鴻章乘籌議海防之機，重提變通科舉之制問題，是頗具匠心的。他後來追憶此事之緣起說：「近人條陳變通考試，亦多術矣，皆被部駁，吾始發其端以待當路之猛省而自擇」。但可惜事與願違，不僅「當路」並未「猛省而自擇」，而且招來「腐儒」們的一片咒駡聲。李鴻章說：「其時文相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於蓮航獨痛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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