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39)_苑書義

三九

　　1880年李鴻章授意劉銘傳請清流幹將陳寶琛代擬《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上之，力陳「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栝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請先造京清鐵路（北京清江浦間），以溝通南北，清廷認為劉氏「所奏系為自強起見」，諭令李鴻章、劉坤一「悉心籌商妥議具奏」。不料，李、劉尚未複奏，內閣學士張家驤就搶先上疏力陳開造鐵路約有三弊：恐洋人深入內地，藉端生事：恐民不樂從，徒滋紛擾；恐虛糜帑項，賠累無窮。他要求「將劉銘傳請開鐵路一節，置之不議，以防流弊而杜萎言。」劉銘傳從北京回到天津，日趣李鴻章「複奏鐵路事」。李鴻章在寫給張佩綸的信中，說劉氏議論，實「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於吾黨發其端。」

　　李鴻章隨即請薛福成代擬《妥籌鐵路事宜折》，剴切陳詞，斷言鐵路之興，大利約有九端，「而國計、軍謀兩事，尤屬富強切要之圖」，建議任命劉銘傳督辦鐵路公司事宜，並附片議複張家驟爭止鐵路三弊，據理陳駁。李鴻章在複奏之後，寫信開導奕譞，爭取支持，說自己曆舉之鐵路九利，「蓋皆得諸親歷外洋者之議論，而參合中土之情勢，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蘊，庶迂拘之意見漸融，或將來之創辦較易耳。」他懇切地表示興修鐵路「于國家遠大之圖，馭外固本之術，煞有關係，……尚求殿下加意為幸。」劉坤一在複奏中，一面說「臣欲仿造鐵路火車，實與李鴻章、劉銘傳有同志」；一面說「臣所鰓鰓過慮者，此項鐵路火車，有妨民間生計」，且恐於稅厘有礙。隨後通政使司參議劉錫鴻上疏說什麼「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臣竊計勢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1381年2月14日就在劉錫鴻上疏的這一天，清廷下諭，「疊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無庸議。」

　　李鴻章為了興修鐵路，一面批駁頑固守舊勢力的謬論，開導和爭取清廷；一面在自己轄區裡我行我素，造成既成事實。他支持唐廷樞在開平煤礦修築唐山至胥各莊鐵路以便運煤的主張和實踐。唐腎鐵路於1880年動工，翌年建成，直到這時李鴻章才正式奏報清廷，並故意把鐵路說成「馬路」。李鴻章所以有恃無恐，先斬後奏，同奕譞的支持是分不開的。1881年2月初李鴻章在《複醇邸論鐵路函》中透露了這個消息。他說：「今蒙詳示以試行於煤鐵之礦、開墾之地，以及屯軍設防之一二口岸，俾見聞習熟，漸推漸廣。權衡至當，深協機宜。鴻章亦素言此意，既承明海，倍豁愚衷。」唐胥路正是一條「試行於煤鐵之礦」的鐵路，它的建成同奕譞的「詳示」不謀而合，因而沒有遭到清廷的譴責是不難理解的。

　　1883年李鴻章致函總署說：「火車鐵路利益甚大，東西洋均已盛行。中國阻於浮議，至今未能試辦，將來欲求富強制敵之策。舍此莫由。」他懇切地希望總署出面「主持大計」。1886年清政府將鐵路事宜劃歸以奕譞為首、李鴻章掌握實權的海軍衙門辦理。奕譞到天津視察時，曾與李鴻章談及鐵路一事，「思得一計，曰：如建造鐵路，必須由許郭莊（胥各莊）一路造起，方免從前梗議之輩複滋議論。蓋許郭莊建築鐵路系為開平運煤起見，無甚關係，事尚可行』」。是年開平礦務局在李鴻章的授意下，以「運煤便商」為由，要求修建胥各莊到閻莊的鐵路，並將鐵路公司與開平礦務局分開。李鴻章據以呈報奕譞，說「察其所擬接修鐵路辦法，尚屬妥洽，遂批准令其試辦。擬俟辦有成效，再行奏陳。」於是，開平鐵路公司應運而生。是年底，李鴻章又與奕譞來往函商，決定由海軍衙門奏明修建閻莊至大沽的鐵路，「為調兵運軍火之用」。

　　1887年奕譞奏准由開平鐵路公司修建由閻莊至大沽、天津的鐵路，開平鐵路公司隨即公佈招股章程，並宣稱將開平鐵路公司改名為中國鐵路公司。翌年津沽鐵路告成，「煤礦商人及鐵路各商均以鐵路便宜，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李鴻章從加強京畿地區防務和鞏固自己所控制的北洋地盆出發，力主修建津通鐵路。他致函奕譞等，說「查看情形，通州鐵路似不能不就勢接做，于國計民生，大有裨益，關係非淺。」奕譞等基於調兵征餉、鞏固近畿海防考慮，上疏表示「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准如所稟辦理，仍令津沽鐵路公司商人照章承辦，以專責成而資熟手。」清廷准其所請，但卻遭致翁同譞、孫家鼐、恩承、徐桐、屠仁守、餘聯元、洪良品、徐會灃、遊百川等數十名京官的激烈反對。他們有的致函奕譞，有的上疏清廷，或謂「鐵路有害無利」，或「請毋建津通鐵路」，或「謂鐵路宜於邊地，不宜於腹地」，氣勢洶洶。李鴻章不畏權勢，致函奕譞指名道姓地批駁論辯，淋漓痛快，潑辣透闢。

　　海軍衙門也遵旨議複，批駁所謂鐵路「資敵、擾民及奪民生計」等「局外浮談」，申明「創興鐵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處皆設，而專主利於用兵：不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應援全域。」洋務派和頑固派各執一端，清廷難以作出抉擇，認為「在廷諸臣，於海防機要，素未究心，語多隔膜」；而各省將軍督撫「身膺疆寄，辦理防務，利害躬親，自必講求有素」，因此令其「按切時勢，各抒所見，迅速複奏」。結果除兩江總督劉坤一、臺灣巡撫劉銘傳、署江蘇巡撫黃彭年表示贊成修建津通鐵路外，其餘不是反對，便是附有「勿使民有怨諮」等條件，或者宣稱「不敢憑空揣摩」。

　　兩廣總督張之洞則企圖限制李鴻章淮系勢力的擴張，建議暫停津通，改築盧漢（盧溝橋至漢口）路。1889年5月清廷作出決斷，肯定修築鐵路「為自強要策」，宣佈「但冀有利於國，無損於民，定一至當不易之策，即可毅然興辦，毋庸築室道謀」：然而又有意揚張抑李，決定擱置津通路，修築盧漢路。李鴻章方清廷批准興辦鐵路而高興，為其揚張抑李而哀鳴：「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順手，亦複何補涓埃！所願當路諸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當然，李鴻章絕不會善罷甘休。適值沙俄加緊修建東方鐵路，清廷出於國防考慮，決定立即修建關東鐵路以相抗衡，特派李鴻章督辦一切事宜。1890年李鴻章會同總署大臣奕譞奏准「緩辦盧漢鐵路，先辦關東鐵路」，「將盧漢鐵路撥款，移作關東鐵路之用。」關東鐵路「由林西造于路出山海關至瀋陽達吉林，男由瀋陽造枝路以至牛莊、營口」。1891年李鴻章在山海關設立北洋宮鐵路局，翌年動工修建關東鐵路，1893年鋪軌到山海關，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前，修路至中後所。這段鐵路的修建經費全由清政府籌撥，因之稱為「宮路」。

　　李鴻章興辦的民用企業，除了北洋宮鐵路局是宮辦的以外，其餘都採取宮督商辦的方式。官督商辦是李鴻章的創造，是洋務派依靠國家權力「收天下之財為已用」的一種形式。李鴻章雖然早已預料到「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照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但是當社會行程一經使「中國富農大賈」「仿照洋機器製作」從可能變成現實的時候，他就既害怕私人資本同洋務派爭利，又擔心私人資本的發展會侵蝕封建的肌體。所謂歸商不歸官，「久恐爭利滋弊」，「漫無鈴制」，正是這種惶俱心理的寫照。因而決意把私人資本置於官府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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