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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經盛宣懷的穿針引線,李鴻章羅致了著名的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和寶順洋行買辦徐潤參加輪船招商局,促進了封建官僚與買辦的結合。李鴻章所以需要和羅致以唐、徐為代表的買辦,主要是因為買辦和洋人關係密切、資力雄厚、富有管理新式工商企業的經驗。李鴻章企圖借助買辦引進西方技術、籌集資金和管理新式企業。而李鴻章所創辦的民用企業,對於買辦來說,既提供了經濟上的利益,又準備了政治上的晉身之階,使之成為「久賈而官」的人物。唐、徐在輪船招商局,既是官方的代表——總辦和會辦,又是股東的代表——商總和商董,兼有「官」、「商」的雙重身分,成為掌握這個企業經營大權的主宰。唐、徐任人唯親,重用同鄉,局中「執事者,盡系粵人」,總、分局以及棧、船總管,「非唐即徐」。

  1880年湘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奏參盛宣懷、唐廷樞把持局務、貪污盜竊、任意妄為,指名請飭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查辦,並以輪船招商範圍大多「均南洋所轄地面,事權分屬,呼應較靈」,應由南洋大臣「專派妥員總理,以便核定章程」,飭令詳籌妥辦。劉坤一複奏,一面為唐廷樞開脫,認為他「功過相抵」,應「免其置議,仍令會同徐潤將招商局照舊經理」;一面痛斥盛宣懷「濫竽仕途」,企圖驅逐盛宣懷,並化官款為官股。王、劉一唱一和,目的在於向李鴻章奪權。李鴻章深悉個中奧妙,極力庇護盛宣懷,聲稱盛氏「于大局有功無過」,並堅持官本分年撥還,所緩官息,則到官本清還以後再議。清廷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在湘淮兩系之間搞些平衡,一面將盛宣懷交李鴻章「嚴加考察」,不准他「再行干預局務」;一面申明招商局「應由李鴻章主政」,官款處理辦法「應如李鴻章所稱辦理」。

  盛宣懷雖然離開了招商局,但沒過幾年就又靠李鴻章「維持斡旋」而捲土重來。李鴻章將唐、徐先後他調,並於1885年劄委盛宣懷為督辦,馬建忠、謝家福為會辦。經過這次「整舊重新、抽幫換底」的改組,輪船招商局的「商辦」大為削弱,「官督」大為加強。李鴻章希望盛宣懷把該局辦成「鐵板模樣,使來者確不可移,庶商務蒸蒸日上」。輪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只有輪船3只,及至1877年收購美商旗昌輪船公司產業後,擁有輪船33只,23967噸,此後始終徘徊在這個水平上,至1893年擁有輪船26只,24584噸。這個時期,它主要經營沿海與內河航運,水腳收入每年平均為2百萬兩左右,除去輪船費用、拆舊提成等開支外,每年淨利達30萬兩左右。李鴻章欣慰導說:「招商輪船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

  開平礦務局,是李鴻章奏設的。目的在於使「中國兵商輪船及機器製造各局用煤,不致遠購於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為敵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在他看來,「富強之基,此為嚆矢」。他于1876年派唐廷樞前往開平勘察煤鐵礦產資譚,翌年批准唐氏提出的開採開平煤鐵的計劃,並委派他負責該項工作。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還增派前天津道丁壽昌和天津海關道黎兆棠會同督辦。1878年正式成立開平礦務局,官督商辦。1881年李鴻章劄委徐潤和吳熾昌為會辦,以代替他調的黎氏和病逝的丁氏。該局起初煤鐵並采,兼煉鋼鐵,後因經費和技術問題,遂停煉鐵,專採煤礦。資本從80萬兩增至150萬兩。1894年日產煤2千噸。開平煤礦是洋務派創辦的採礦業中最著有成績的大礦。

  上海機器機佈局,是李鴻章創辦的中國第一個棉紡織工廠。早在1876年李鴻章就接受津海關道黎兆棠的建議,派魏綸先「出頭承辦」織布事宜。魏氏赴滬籌議,集股無著而作罷。兩年以後,前四川候補道彭汝琮呈請南北洋大臣代為奏請設立上海機器織布局。李鴻章等鑒於「洋貨行銷中國,日增月盛,尤以洋布為大宗,是以特令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匹,所以敵洋產而杜漏厄」。上海機器織布局為官督商辦企業,李鴻章任命彭氏為總辦,太古洋行買辦、候補郎中鄭觀應為會辦。此後數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幾易總、會辦,慘淡經營,終於1890年開車生產,但不幸在1893年失火焚毀,估計損失不下70余萬兩。李鴻章派盛宣懷會同上海海關道聶緝椝「一面規復舊局,一面設法擴充」。1894年盛宣懷招集商股100萬兩,仍就織布局舊址設立華盛紡織總廠,另在上海、寧波、鎮江等處「分設十廠」。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官款的損失,規定「悉歸以後商辦各廠按每出紗一包提捐銀一兩,陸續歸交」。

  漠河金礦,是李鴻章等奉旨創辦的官督商辦企業。漠河地處我國東北的極邊,北隔黑龍江,同沙俄毗鄰。18s6年清政府從「杜患防邊」出發,決定開採漠河金礦,命令李鴻章與黑龍江將軍恭鏜遴選「熟悉礦務幹員」,前往礦區勘察。翌年李鴻章奏准由道員李金鏞總辦漠河金礦,「除重大事件應稟商黑龍江將軍酌奪,其餘一切,由該員相機妥辦,以專責成」。漠河金礦開辦資本,由官款墊借13萬兩,募集商股不到三萬兩。1889年初,正式開採。

  翌年李金鏞病故,李鴻章指定該礦提調袁大化代理局務。袁氏繼續招股,趕制機器,擴充生產。1894年產金多達28370兩。漠河成了」兵民輻輳」的「邊陲重鎮」。

  中國的電報、鐵路,也是由李鴻章最先倡辦的。1867年李鴻章曾經斷言:電線鐵路「此兩事大有益於彼(外國),大有害於我」。及至70年代初,李鴻章就改變了態度,曆陳「電線、鐵路必應仿設」。1879年他鑒於「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已遲速懸殊」,深感「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因而飭令在大沽北塘海口炮臺和天津之間架線試設電報,結果「號令各營頃刻響應」。

  1880年他根據盛宣懷的建議,奏請接修天津經鎮江至上海電報,以「通南北兩洋之氣,遏洋線進內之機」;並於津滬電報線路敷設期間,在天津設電報總局,派盛宣懷為總辦,鄭觀應襄理局務。1882年電報局改為官督商辦企業,勸集商股接辦貫穿蘇、浙、閩、粵四省電報,於1884年峻工,因而電報局遂由津遷護,以盛宣懷為督辦,鄭觀應、謝家福、經元善為會辦。在此期間和以後,電報局繼續招商集股架設了津京線、長江線、桂滇線、陝甘線等。1892年李鴻章奏報清廷說:「臣查中國陸路電線創自光緒六年,經營十餘年,佈滿各省,瞬息萬里,官商稱便」。

  李鴻章倡導鐵路也經歷了坎坷之路,1875年他乘赴京叩謁同治梓宮之機,晉見奕,「極除鐵路利益,請先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奕「意亦為然,渭天下無人敢主持」。他請奕「乘間為兩宮言之」。奕說「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他感慨系之,哀歎「從此遂絕口不談矣」。1876年了日昌受命為福建巡撫之後,秉承李鴻章意旨,上疏建言在臺灣修築鐵路以防外安內。李鴻章和沈葆楨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張。李鴻章聲稱:「丁日昌到台後,疊次函商,該處路遠口多,非辦鐵路、電線不能通血脈而制要害,亦無以息各國之垂涎,洵篤論也。」1877年清廷採納丁氏建議,要他「審度地勢,妥速籌策」。這是清廷首次批准在臺灣修建鐵路的命令。修築臺灣鐵路的計劃,雖經清廷批准,但終因費絀而中止。李鴻章預見到修築鐵路乏事,「內地若果議及,必至群起相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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