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37)_苑書義

三七

　　為了改變這種「隨人作計，終後人也」的局面，既須培養自己的科技人才，「學其器而精通其意」；又須建立自己的重工業基礎。李鴻章雖然朝著這個方向作出了努力，但是收效甚微，並沒有扭轉「隨人作計」的局面。1898年英國人貝斯福參觀寧局後寫道：

　　廠中機器設備很好；主要購自英國，間或也有德國和瑞士的。沒有外國技師或工頭。中國總辦和官吏們似乎不瞭解他們在製造什麼，為什麼製造。機器是現代的、頭等的，但用來製造過時的無用的軍需品。……看他們高興而努力地在製造一些浪費錢但又無用的軍需物品，使人心中感到悽愴。

　　滬、寧、津三局所製造的武器裝備，雖然落後於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但比之中國傳統的「孤矢」、「風篷」卻要先進得多。早在1872年有人就指出：「由此觀之，不數年間，中國陸路之兵，將舍孤矢之戲，而專恃洋槍之威，水師之船，將舍風篷之笨，而獨取火輪之速矣。」歷史的進程確乎如此。滬、寧兩局所制軍火的供應範圍，「東輸遼沈，北達畿疆，西抵雍涼，南浮湘桂」。津局「每歲所出軍火，除供支本省淮練各軍、輪炮各船外，加吉林、奉天、察哈爾、熱河及江南分防水陸淮軍，皆按時撥濟；其河南等省需用火藥、銅帽，亦向津取給。」事實證明，滬、寧、津三局直接促進了清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清朝武裝力量的加強，意味著反清人民的災難。張之洞就把太平天國和撚軍起義失敗之後國內階級矛盾暫趨緩和的現象，歸功於洋槍洋炮的輸入和製造。

　　當然，這並不是說滬、寧、津三局在國防方面沒有起過任何積極作用。因為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對內進行階級專政的職能，又有對外抵禦外侮的職能。李鴻章說：1880年「俄事驟起，邊海兩防同時吃緊」，津局「屹處海濱，謠傳不一，仍不動聲色，星夜趲造，外以給各軍月操之用，內以備有事時攻剿之需，各路軍營恃以無恐，詢於大局有裨。」1884年「法兵構釁，屢次聲言北犯，北洋海口林立，逐處戒嚴，撥用軍火繁巨，其各省諮撥者，亦較往年多至數倍，不得不倍數趕造」，「俾資接濟」。及至「馬尾開仗，催造調撥益形嚴緊，各廠皆添作夜工。」

　　§興辦民用企業

　　李鴻章除繼續經營以「求強」為目的的軍工企業外，還開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他從所謂「求強」出發，把西方軍事工業移植過來，力圖加強清王朝的武裝力量。然而，軍工企業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整個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環節，把這個環節孤零零地摘取下來，移植到中國，由於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結果發生了許多畸形現象和一連串的困難。經費來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應求，轉運維艱，技術落後，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亂等等，堵塞了軍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通道。為了解決這一些問題，就必須為軍事工業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體系。因為「武器的生產」「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於是圍繞軍事工業而興辦民用企業的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來。李鴻章經過實踐，並考諸「古今國勢」，發現「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他說：

　　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惟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西洋方千里數百里之國，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無非取資於煤鐵五金之礦、鐵路、電報、信局、丁口等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終受其敝者。

　　李鴻章為了「求強」而「求富」，企圖通過興辦民用企業，解決軍事工業的原料、燃料供應、「調兵運餉」的交通運輸困難和「練兵練器」的經費問題。當時國內也已具備了發展民用企業的客觀條件。自然經濟加速解體，城鄉個體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日益分離，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失業，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逐漸擴大。從外國資本的侵略掠奪中，產生了中國的買辦和買辦資本。從中國的封建壓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財富積累。外商在華投資設立資本主義企業及其一諾千金、轉手致富的現實，刺激著地主、官僚、買辦、商人投資新式企業、追逐高額利潤的興趣。

　　1872年清朝統治層內發生的關於繼續造船與否的爭論，成為李鴻章等洋務派從「求強」到「求富」、從經營軍工企業到興辦民用企業的轉折點。這一年內閣學士宋晉上疏，藉口制造船艦糜費多而成船少，請旨飭令閩、滬兩局暫行停止製造。清廷諭令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通盤籌劃。左、沈在複奏中，反對宋晉的主漲，認為「兵船為禦侮之資」，不能因惜費而停造，但對於如何解決經費問題，他們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李鴻章的複奏削切詳明。他指出，宋晉的主張代表了頑固守舊勢力的迂腐之見，「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扭於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由起也。」國家諸費皆可節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否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

　　他深知國家經費困難，要繼續製造輪船，就「必須妥籌善後經久之方」。為此，提出兩條具體辦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舊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輪，把修造艇船的費用撥歸製造兵輪；二是閩、滬兩局兼造商船，供華商領雇，華商為了同壟斷中國航運業的洋商競爭，應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他還從「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出發，進而提出用西法開採煤鐵以「與船器相為表裡」的主張。他指出：「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英國所以雄強於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閩、滬各廠日需外國煤鐵極多，一旦中外關係緊張，外國對華採取禁運措施，各鐵廠就勢必「廢工坐困」，所有輪船也必將因無煤而寸步難行。

　　中國煤鐵礦藏豐富，外商垂涎三尺，處心積慮地攫取中國內地煤鐵開採權。他認為中國「誠能設法勸導官督商辦，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辦，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煉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榷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于富國強兵計，殊有關係。」他還警告說：若不「因時為變通」，而「徒墨守舊章，拘牽浮議，則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讓洋人專利於中土，後患將何所底止耶！」經過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楨等的力爭，清廷不僅否定了宋晉的停造輪船的主張，而且為洋務派興辦輪船捂商局和用西法採煤煉鐵開了綠燈。

　　輪船招商局是洋務活動由軍工企業轉向民用企業、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李鴻章奏辦的主要目的，在於「無事時可運官糧客貨，有事時裝載援兵軍火，藉紓商民之困，而作自強之氣」，為中國數千百年國體、商情、財源、兵勢開拓地步。1872年10月在上海開始籌備，翌年1月正式成立，決定招商集股，並暫借官款以應急需。起初以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為總辦，半年後重新改組，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盛宣懷（江蘇武進人，字杏蓀，又字幼勖，號愚齋、止叟）出身官僚世家，1870年經楊宗濂推薦，投入李鴻章的幕下，很快獲得信任，以行營文案兼充營務處會辦開始了宦海生涯。李鴻章看出盛宣懷抱有「辦大事」、「作高官」的野心，便投其所好，使之以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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